在今日的中国，城市里的房产所有者已经拥有房产证这样的所有权证书，虽然土地使用权只有70年，但房产是100％拥有的，它界定了房产所有者的权利。有了证明自己权利的权证，房产所有者不仅可以理直气壮保护自己的房产，也可以出租获得租金，或通过出售房产获得资本收益。城市居民已经从正规的所有权体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房产的出租和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长。
但在农村中国，农民承包的土地使用权是30年，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是50年，而由于办理房产证的成本很高（有的地方高达几千元之多），阻碍农民办房产证，使许多农民的房产基本上处于无所有权文件的状态。这样，有限的土地使用权、没有权证的房产，都是残缺的产权，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很难通过出租或出售获得本该获得的收益，农民几十年积累的资产就成为僵死的资本。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本来有一定资产的农民只能受穷。让农民的资产有一个普遍的所有权表述形式，也许是真正为农民着想，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渠道。因为一个有权证的房产与一个没有权证的房产，会直接影响其中资产的价值。
人类社会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并不是有形的、看得见的。如果不把有价值的东西表述出来，这些东西就没有价值。时间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没有发明沙漏、钟表、日历，时间就会处于隐形之中，也就无法好好利用。电视信号散布在空气中，如果没有电视机把它接收解码，转换成节目，那些信号就没有价值。资产也一样，资产中蕴涵着资本，但如果没有一种合适的表述方式，这些资产中的资本只是一种潜能。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表述出来，一直是人类孜孜探求的。所有权制度、公司股票制度都是人类用来表述资产中的潜能而发明出来的制度。用所有权文件来对资产进行表述，就能从资产中发现和提取资本，而且使资产获得保护并具有一种普遍的属性，可以离开特定的区域和人群在更广泛的空间和人群中交易，就像股票交易一样。
如今，在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农地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少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保障，为了防止农民卖掉土地，不能私有化或者使用权永久化。而另一方认为，为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使农民从土地中受益，土地最好私有化或使用权永久化。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农村转到城市，我们就会发现，离开土地的农民，到了城市后，成为弱势群体的主体。农民在自己的村庄里，多年劳作，也建有房屋。他们在家园积累的资产，难道就不能转化为他们在城里打工的资本吗？
如果农民的土地私有化或者使用权永久化，农民的房产有正规的所有权文件，那么农民离家到城市去打工之前，他至少可以出租他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拿到一定的进城资本，用于职业培训或做点小买卖的起步资金，不至于进城时一无所有或负债经营。当在城里有了固定的工作和住房后，就可以卖掉农村的土地或永久使用权，以全国性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地方价格卖掉持有房产证的房屋，把多年积累的资产转化为经营的资本。如果农民进城前，能从现有的资产里获得资金的话，作为弱势群体的民工是不是就会少多了呢？
问题在于，30年的土地使用权和没有房产证的房屋的产权是残缺的，这种残缺的所有权无法获得一种普遍的所有权表述形式，这些资产也就不能进入全国性市场进行交易。改变农民在农村资产的产权残缺状态，是农民改变当前贫穷的状态最省事的方式。只有让农地私有化或使用权永久化，农民对土地有100％的支配权，只有降低办理房产证的成本，使农民的房屋获得正规所有权文件的确认，那么农民现有资产中蕴涵的财富，其数量就会几倍几十倍超过现在。据德•索托的提供的数据，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穷人在最近40年里积累了上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只是没有确认其资产中的潜能，这些资产便是僵死的资本。如果这些资产获得所有权文件，僵死的资本就转换成了活跃的资本。
由于所有权制度把包含资产的物质变成明晰的权证，使得“物”与“权”分离。离开了“物”的“权”（right）可以进行普遍的、票据化的交易，原来那些不能移动、不能分割的资产就可以变成无限分割的股份。一栋坐落在山区里的房子，有了全国性的房产证，它可以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交易，它也可以成为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一部分，由无数的基金持有者以股份形式分散持有。
简便的交易手续和低廉的交易成本，将加快资产交易的速度，资产频繁交易必定带来财富的巨额增长。10亿农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旦从僵死的资本变成活的资本，不仅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动力。
从完整的产权和创造资本的角度来看，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或永久使用权，给农民的每栋房屋以普遍形式的房产证，这才是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这才是中国社会对三农问题的真正关注和部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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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如果不能把民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大量的不合法资产就会隐藏起来，那些庞大的资产就不会广泛地参与交易，这将大大减少资产变成资本的机会，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秘鲁著名思想家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受邀到印尼参加一个关于资产所有权的研讨会。在会议期间，他到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巴厘岛旅游。在巴厘岛的稻田里散步时，每当他穿过一个农场走进另一个农场时，都有不同的狗在叫，这些不同的狗守护着它们主人的田产，每当有陌生人跨过其主人田产的边界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叫声。外人到这个地方来，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田产边界在哪里的，但是这些狗知道，它们很清楚它们的主人控制着哪一块地产。他以这个故事告诉印尼的官员们，要建立正规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需要倾听狗的叫声。
政府部门要确立一种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有时候并不像想象的这么简单，尤其在转型国家和广大的乡村更是如此。在乡村，人们祖祖辈辈在一个地方生活，他们自己有一套确立财产关系的习惯、风俗，这种习惯、风俗未必形成一种文字性的表述，外人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理解，但当地的人都遵从这种习惯、风俗。这种习惯、风俗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惯例、社会契约，是一种“人民的法律”，能从“狗的声音”中辨别出来。
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公有财产、私有财产互相掺杂，使得经济的成分无比复杂。有的企业是直接利用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的，但企业的发展壮大主要得力于几个主要的企业创始人；有的企业完全是由个人投入资金，但是由于当时法律不允许私人企业存在，只得挂靠公有制单位，即所谓红帽子企业。这样的企业积累的资产完全是由私人劳动所得，跟挂靠单位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企业由政府扶持，但企业创始人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搞清楚这些企业的资产所有权，给贡献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报酬，时过境迁，似乎很难厘定清楚。如果按照现行的正规法律体系，很多个人对企业的所有权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根据这个企业的发展历史，按照企业在当地发生的契约关系，个人对企业对资产的所有权具备足够的合法性。
在中国乡村，个人为了某种需要进行集资是民间习惯认可的，借款人之间根据乡村惯例订立借款的利率，在当地风俗中并不违法。同时，中国民间也一直有借高利贷的传统，个人在急需资金时跟邻居借高利贷是很正常的，借贷双方接受，当地人也都认同，并不认为违法。个人集资和借高利贷都是中国上千年的民间金融形式，它们对于民间资金的融通，在短时间内创造某一些人必需的资本，对地方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在的金融法规规定，个人集资和高利贷都是违法的。
显然，在以上这些案例中，正规的法律体系与地方的社会契约之间并不融洽。该如何对待这两种不同的规范呢？如果不能把民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大量的不合法资产就会隐藏起来，那些庞大的资产就不会广泛地参与交易，不合法的传统金融交易就会减少。这样的话，将大大减少资产变成资本的机会，长此以往，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中国从完全的公有制转变为一个可以拥有私有财产的国家，确立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德·索托说：“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并非来自……政府的正式法律全书。它是诞生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产物；早在它进入专业律师手中的时候，它是先由小人物们制定的。人们必须先发现法律，然后才能将其系统化。”法律条文不能是法律专家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研究和制定出来的。它要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发现，就像从狗的叫声之中发现当地地产边界一样。
正规的法律往往跟民间已有的社会契约相悖。虽然正规的法律体系有强大的约束力，但如果跟已有的社会习俗相悖的话，这种法律规范会受到普遍的抵制，造成法不责众的局面。民间已有的风俗和契约如果不能得到认可，那么资产的效用就表达不出来。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他们先是“倾听狗的声音”，了解民间的社会契约具体情况，找到和正规法律对接的地方，把不合法的民间契约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而不合法资产一旦纳入有强大约束力的法律体系， 这些资产便获得了普遍交易的可能，就可以不受地方局限进入全国的市场交易系统，畅通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今日中国在资产厘定上的困难，导致国企改革难以进行下去，其中的难题在于不能肯定民间习俗和社会契约。很多情况下，不能倾听狗的叫声，不是去看资产发展的真实历史，而是以远离现实的法律条文来判定这些资产的性质。在这些不合法资产不能纳入正规法律体系的时候，它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贡献，相反，这些不合法资产可能会隐匿，甚至一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资产，使现有的企业衰败或者倒闭，而中国很多企业高管出现59岁现象，其原因也在于此。
学习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把不合法的民间契约纳入正规法律体系是当前中国厘定资产的要务。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但是只要国家认定这条道路，就能找到成功实现不合法资产纳入正规法律体系的技巧。这样的事情是最值得一试的，因为按德·索托的说法“正规所有权制度的最终目标是把资本交给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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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多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缺乏核心技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模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是能源紧张、环境的严重破坏、劳动力工资的停滞不前以及频繁的贸易争端。因此，在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战略进行部署。
发展经济学认为，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不用自己花费巨资和大量时间去研发技术，不用经历发达国家所经过的所有阶段就可以享受成熟技术带来的好处。在短期内，以较低的成本，推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被称为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
多年以来，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大量引进外资。中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确实获得了不少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大都是二流的。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放开了市场却未能获得任何技术。尽管经济发展很快，就整体技术水平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
作为后发国家，为了减少制度变革的痛苦，常常以模仿技术的空间来延缓制度的改革。但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做法，是一种后发劣势，短期效果不错，长期代价极高。 即使从技术模仿角度来看，后发劣势极为明显。因为技术可以模仿和引进，我们便致力于成为世界工厂，以廉价的劳动力，能源的大量消耗，承受巨大污染来从事工业品的制造。虽然经济发展快速，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也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
相反，那些拥有众多前沿技术的国家，仅靠收取专利费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想想微软的操作系统、英特尔芯片产业独霸全球的局面，想象中国DVD、手机生产厂家给国外公司支付的巨额专利费，发达国家以其自主的技术优势，从后发国家获得大量垄断利润，国家越发强大。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强大，一定要在产业链的高端占据一定的位置，要有一定的产品获得垄断利润才有可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依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过苟延残喘的日子是永远没有出息的。如果在中国，除了货币和食物具有中国个性，其他的产品的核心技术都由国外主导的话，中国就很难说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自主创新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是技术的，更是制度的。没有制度保障的纯粹技术的自主创新机制将成为空谈。
一般人的思路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先要在自己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积累资本，再逐渐往高端技术领域发展。但在现在这个科技国际化的年代，世界各国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要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小，不同国家的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具有的知识是相同的。在二三十年前，人们认为只有大公司能够迅速配置资源，进入新的技术领域。而现在看到的是，在电子和生物技术等许多领域，尖端技术并非由那些资源丰富的大公司所拥有，而是被那些积极奋进、敢于开拓的新兴企业收入囊中。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自主创新完全可以跨越阶段，而且很多技术的创新不一定由国家或大公司来承担。现在美国在电子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也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得益于大量的研发投入所获得的技术储备。随着人类对健康的重视，生物技术和制药将是未来人类最重要的产业。其中获得垄断利润的机会将大大高于其他产业。
对于自主创新来说，重要的是通过研发投入形成技术储备。问题是由国家投资重点科研项目还是完全交由市场自己去解决？国际上的经验是，要把国家更多的研发资源从政府试验室转移到企业中去，同时重新构建企业、大学和政府试验室中研发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不仅要竞争，也要合作。在现代经济中，高新技术研发的主力是企业。应该让企业自己在发展过程中选择自己的研发方向。国家要做的是确保国内市场的竞争性，在某一些情况下，向国外厂商打开大门，引入国外竞争，同时在税收上给予研发企业更多的优惠。另外，国家要培育一个很好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能够高效地重新配置资源，有多种途径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
虽然自主创新是一个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情，但从世界发展规律来看，如果采取产业政策或国家战略的方式未必有效，在公平的规则下，让市场自发地去创造一种模式比政府搞一些大工程要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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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喊国民待遇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待遇差距依然很大。以为今年可以实现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的政策，听说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将杳无音信。我尊敬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中国本国居民和企业的储蓄资金非常充沛，各个开发区以引进外资为主的政策应该改一改了，但我们的政策一直没有改变。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认为，中国引进的外资其实是曲线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国外资本市场上变成了企业资本，这些资本再以外资的形式进入中国来投资。为什么会有这样怪现象出现？
中国银行里的个人储蓄有12万亿元之多，按照常理来说，这些资金比每年引进的几百亿美元外资数量大多了，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这些自有资金，反而要开出各种优惠条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招商引资呢？这可能是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现象，让人觉得我们的政策对外资过于偏爱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资金并不等于资本。资金只是金钱的代表，但资本还代表着未来的收益，用通俗的话说，资本是能赚钱的钱。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依赖于资金本身的多寡，而是依赖资本的多少。如果资金放在家里的储藏柜里，这些资金除了具备购买物品的潜能外，它不能带来新的东西；如果放在银行里，除非银行拿它去投资，它本身也不会产生任何收益。资金多少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资金转化为资本才是最关键的。
资金如何转化为资本呢？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资金要变成资本，就得变成设备、厂房、生产资料等等企业的资本品。但如果变成这些资本品的所有权不是明晰的，甚至是难以得到保护的话，大多数人就会把钱藏在家里的地窖里，或者放在银行收取微薄的利息。这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除了市场的风险外，还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风险，也会阻碍资金变成资本。
同时，资金转化为资本需要很好的渠道。现实情况常常是，很多创业企业需要创业资本，但不知从何处得到必需的资本，而手头上握有资金的人又不知如何把资金交给创业家。如果让这两个群体互相发现对方，交易成本太高，风险也太高，这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体系作为中介联系两者，这个中介就是资本市场。在西方，除了主板市场，还有针对创业企业的纳斯达克市场、私人股权市场，并有大量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把资金转化为资本。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产权的确定和维护市场的制度体系，是资金转化为资本的基本条件，同时发达的资本市场是资金转化为资本的充分条件。
中国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渠道很少。大量的资金存放在银行，依赖银行的投资把资金转化为资本，但银行效率很低，大多数资金投向了效率低的国有企业，由于银行本身的性质，它无法满足大量中小企业的资本需求。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不是名副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充当了第二类银行，满足国企对资金的需求，近来虽然有所改变，但融资的功能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依然很差。尤其近两年，中国股市停发新股，再融资也减到最低点。中国股市已经不是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渠道了。
由于产权保护不到位，民间创业的激情没有充分调动起来。那些创业的企业，既无法从银行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本，也不能采取私人集资的形式来筹集自己的资本，在中国现有的法规中，私人集资是违法的。就是传统的借高利贷，在中国现有的法规框架下也是受到抑制的。
中国转化资本的渠道本来就少，而且这本来就少的渠道都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但一个经济体要发展经济，没有充足的资本，就是有多少资金也是不管用的。相反，在美国有一套成熟的体系，能够在最短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资金转化为资本。美国发达的投资银行，以其轰动全球的声誉到全球募集资金，这些资金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买入公司股票或者公司债券。获得了资金的公司把这些钱投到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获取丰厚的利润。因为资本市场市场发达，美国的资金可以很快变成资本，也因此美国经济总是充满活力。
在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发展，在中国银行的个人储蓄无法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只能继续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都是以资本形式进来的，它内在的赚钱冲动促使它要在中国投资项目，跨国公司全球标准化的运作，以及它本有的强大的谈判能力，加上中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各个地方政府对这些跨国公司青睐有加，这使得跨国公司的产权得到有力保护。
中国所以要引进外资，是因为资本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在自己不能很好地把资金转化为资本的时候，只能依赖外来直接投资。这样也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何叫停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即使知道引进外资是曲线融资，也依然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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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晚上10点，二哥来电告知父亲已于当晚9点45分去世,瞬间我悲从中来,似乎来自生命的本能,我嚎啕大哭。我为自己不能再见到父亲,我为自己没有果断决定回家,我为父亲一生的辛劳,我为父亲对我的关爱痛哭流涕。
我不能接受父亲不存在的现实,父亲是我心灵的支柱,对父亲的牵挂已经占据了我心灵的一个空间,突然这个空间变成空白,空空如也,心灵失重。我对生命的神秘更为无知,一个活生命怎会突然消失,而且是永远消失,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出来,经历几十年痛苦折磨,又在痛苦的病痛中离去,生命这一个来回,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对生命更加迷惑。
虽然我太太宽慰我,但我无法止住我的哭泣。我不知道没有父亲的日子我该如何面对?失去了父亲的阻挡,死神直接与我面对,死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它已成为随时可能的迫近现实。
回想父亲的种种往事,我在悲哀之中度过了一个无眠之夜。那时弟弟在回家的火车上,家里的母亲将如何痛哭,虽我去电安慰,但不知真实情形。遥想家中兄弟将如何忙乱?父亲率直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父亲的善良友好帮助了不少人。有多少邻里人来帮忙呢?我担心着,我知道两千里之外的家里一定是一个忙乱的不眠之夜。
9月20日清晨五点，我租邻居的车赶到首都机场换票。可气的是,别的航空公司都上班了,而国航窗口无人值班,直到六点一刻才上班。家里已经等急了,二嫂问我到了哪里?以为我到了长沙呢。七点五十五的飞机,因为等一个二十人的外国团,八点一刻才关闭登机口,而起飞处飞机太多,等到八点四十分才起飞。我心中焦急,我希望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但是最快的交通都如此拖延。晚点是必然的了,为了赶时间,我请一位姓杨的朋友帮忙在长沙找一辆车,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办到,但也只能如此了,其他朋友已经没有办法了。
飞机飞行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行程中,我回顾父亲的一生,他一生辛劳,无时无刻不在劳作之中。想起他爱儿子的一幕幕,和他在长沙的相聚,和他在家中最后的分别,不仅悲从中来,我脆弱的情感常令我泪水盈眶,却又不能放声痛哭。
长沙黄花机场杨朋友找来的车把我送到茶陵,弟弟在我前面赶路。我一路发短信告诉朋友父亲去世的消息,朋友都发短信安慰我。开车的师傅知道我心里焦急,一直在帮我认真赶路。
我和弟弟在茶陵会合,租车回家。一到家,看到父亲的棺木,我痛哭流涕,对自己不能早点回来后悔莫及。这次的遗憾是永远的了。我就是哭天喊地,我都不能再和父亲说一句话,阴阳永隔,再无相逢的日子了。
回家当天天气相当热,好在父亲有福，第二天黄昏，天气转凉，第三天气温骤降，我父亲出殡那天，天空洒下毛毛细雨。为了避免尸体腐烂,我们回家的时候棺木已经盖上,但为了让我和弟弟能看父亲最后一眼,钉子还没钉上。下午四点多,棺盖掀开,我看见我的父亲那么瘦小,可怜地躺在棺木里。由于天气炎热和去世前打了药水的原因,父亲的样子已不好看了。我心中无限愧疚,我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多陪陪我父亲,在他人生最后的旅程中陪他走一程,安慰他的灵魂,我不知我可怜的父亲,在如此渴望生存的情况下,他如何战胜死亡的恐惧。我这个不孝子孙,为了那些并不有什么意义的工作,耽误了最后照顾和看望父亲的时光。
现在父亲永远不在了。我再也看不到他劳累的身影,我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声音。对我来说,世界已经改变,我的父亲不在世间了,我的那份牵挂要放在哪里呢?那么有活力的父亲突然不见了,我有一种梦幻感,整个人生失重。
棺盖盖上了,棺木钉上了。我永远失去了我的父亲。他来自尘土,他又要回到尘土。只愿父亲的灵魂在天堂安息。
按父亲的遗愿,做五天法事。我在跪拜父亲的灵堂时,根据他生前行迹,拟了一幅挽联:
幼小当家几十年如一曰勤恳劳作养育满堂子孙
扶危济困七十岁忠厚人积德行善升往极乐世界
晚上守灵堂,我却彻夜难眠。我看着我酣睡的兄弟坐了一夜。
我用我的手机随时记下没有父亲的感受，以及对生命的迷惑：
生命如尘,如烟,如梦,转瞬即逝。把握这瞬间,不能退让,不能怯懦,也不能好胜。中庸处世,中道做事,不过分享受,不过分清教,要快乐,要文名,建立情本体,在人世间其乐融融。
父亲眨眼就不见了,以前由父亲抵挡死神的脚步,我躲在父亲背后享受生命的盛宴。现在父亲被死神拉走了,现在我直接面对死神,我要直面其恐怖。
各种奋斗,各种辛劳,转眼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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