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北大一位教授聊天，谈起中国社保问题，这位教授认为，中国有悠久的养子防老传统，学美国搞社保体系是一种错误。利用传统的资源解决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社保资金的庞大缺口，还可以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我当时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但是，近段回到老家，了解了更多家乡农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后，我发现这种利用传统孝道解决农村社保问题的做法，似是而非。今天的中国，农民的社保问题刚刚提上日程，之所以如此迟缓，也许很多人拥有跟上面那位教授相同的观念吧。
现实情况是，在农村，不少老人辛勤劳累了一辈子，把儿女养大，按照国家的要求每年给国家上缴一定的税收。当丧失了劳动能力后，自己的子女不愿赡养，老态龙钟的父母牺牲自己的尊严，有的还要忍受儿媳的打骂，从不孝儿媳那里讨得一点生活口粮，不少老人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凌辱而悲惨自杀，让许多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感到悲凉。恰恰是这些现在进入老年的人，他们在年轻时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对父母毕恭毕敬，克尽孝道，但当他们自己老了的时候，孝道已经不存，却要承受各种侮辱。
有的家庭因为有子女因为上学而留在城里工作，这些老人可以获得这些子女一定的赡养费和医疗费。但，由于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和城乡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有农村背景的子女在城里与城市孩子成立家庭后，会因为尽孝道而带来许多家庭的冲突，家庭内部发生许多纠葛，降低许多家庭的生活质量。
从城市现状来看，由于中国率先在城市建立了社保体系，也加上家庭结构的变化，养子防老这种传统已经很淡薄，因此，本文不涉及城市养老问题。遵循孝道从父母角度来看就是养子防老，这个养老既是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医疗和晚年生活的保障。自儒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以来，由孝道来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持续了两千年。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国有如此深厚基础的孝道传统为何在今日的中国遇到困境？我们还能不能把孝道当成农民社保的渠道呢？
从历史上来看，孝道的功能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环境和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孝道的心理基础是深厚的儒家文化对人们的教化，支持孝道的环境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其人员难以自由流动，同时也有迫使人就范的宗族惩罚机制。每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受着熟人舆论的压力和宗族惩罚的威慑，加上儒家文化的深入人心，就会自发地遵循传统的孝道。
但是，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封闭社会了，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宗族机制已经丧失，传统的儒家文化更是式微。既没有心理上的习惯，也没有外在的惩罚，又脱离了熟人的压力。再加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孝道在农村自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农民的养老问题再指望由传统的孝道来解决，其结果是牺牲农村老人的晚年幸福，也使众多有农村父母的城市家庭陷入内战之中。
农民的社保不能再依赖孝道了，在现代西方社会，子女赡养父母只是一种体现个人境界的宗教性道德，并不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社会性道德。但是中国有养子防老的传统，基于这种遗存，孝道可以成为社保的一种补充，但绝对不能成为社保的主要渠道。
在不少人心目中，农民之所以在社保方面行动迟缓，还有一个观念是农民拥有土地，土地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这种观念到底对不对呢？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农民来说，只要肯下力气，保证吃上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怎么办呢？虽然有土地，除非有人帮他种地，他就无法获得吃饭所需要的粮食。如果说，土地对农民有保障作用，还是要仰仗孝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是农民的社保一说是不成立的。再从社保的基本含义来看，应该是国家或者社会对所在国公民实施保障，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是通过国家来享受的，而现在农民通过土地这个中介自己保障自己，这不符合社保的含义。按照秦晖教授的说法，“掏钱的义务不能要公民个人担当，必须由国家、社区或者企业来支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只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不能充当农民的社会保障。
在农民养老问题上，通过孝道已经很难解决问题，说土地是他们的保障，完全是一种误解。问题的实质是，国家能不能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把他们当成平等的中国公民来看待。只要农民是平等的中国公民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那么，不管中国现行的社保体系遇到多大困难，也要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社保体系能不能完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否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关乎国家的公平原则。
只有把农民纳入社保体系，那么本专栏前面所谈的问题如确立资产的合法所有权、转让或买卖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交易房产等，才有谈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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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些人现在正成为中国年轻的劳动力，但到2040年左右，这些劳动力都将成为退休者。据有关研究表明，这些人口中可能高达1亿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由于新中国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到那时许多家庭都是4－2－1结构（4位祖父母、2位父母和1个孩子），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即使能够保留下来，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将难以承担如此重担。
中国现有的养老体系一直在历史欠账和个人账户空账的阴影中运转，现在缴费的在职职工能不能在退休后领取相应的养老金标准，未来的老龄人口能否“老有所养”，大家颇有隐忧。
近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宣布，从2006年起，个人养老账户规模将由本人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此项措施如果能改变以前挪用个人账户资金的问题，同时又能以各种措施保障国家的财政补贴到位、落实企业年金，那无疑是做实个人养老账户的一个很好举措，得以改变目前这种缺口——挪用——造成新的缺口的恶性循环。
如果这项新的改革能够到位，那也只是解决了增量的问题，对于以前的存量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没有看到相应的说法。比如说，据说有25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如何弥补？有7400亿元之多的个人账户空账如何填平？对于还没有纳入养老体系的85％的劳动力人口，有没有解决的时间表？
1997年中国开始实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保制度，其基本架构是养老金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资金来源主要由财政补贴、企业年金、个人缴费资金三块构成。
在这个体系建立之前，国有企业老职工没有养老金储蓄。他们在职期间，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变相地把自己的养老金输送给了国家或单位，也因此，国家和单位许诺要包揽他们的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虽然形式上没有养老金账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积攒足够的养老钱。
实行养老金制度之初，国家本应该对于这些国企老职工的数目进行统计，并按照他们的工作年限和贡献，把他们原来留存在国家或企业里的养老金，划拨到这个新建的养老体系中去。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证明我们的相关部门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的做法是，养老制度一建立，国企部分老职工就纳入了这个体系，并从中领取养老金。用新缴费的在职职工的养老金支付国企老职工的养老金需求，这必然导致“寅吃卯粮”。除了对国企老职工的巨额历史欠账外，部分地方政府统筹资金的“缺斤少两”和企业的少缴欠缴，造成巨大的养老金缺口。
对于历史欠账，政府应该主动买单。既然国企老职工的养老金是存在国家和国企中，那么从政府现有的财政收入、国企利润和国有股份的转让或减持收益中，每年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历史债务，就是合情合理的。而对于养老金体系建立后造成的地方政府拖欠和企业拖欠，应该以法律手段明晰责任并设立惩罚机制。
只要这个巨额养老金缺口不加以弥补，为了给现有退休职工发放养老金，势必要挪用个人账户资金，个人账户亏空已经达到差不多7400亿元，而且每年以1000亿元的规模递增。这将形成恶性循环，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们的养老体系就永远要在痛苦中煎熬。长此以往，养老金缺口很大，个人账户缺口也很大，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养老体系这个原本为了社会稳定的机制将成为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后果不堪设想。
社保的初衷是保障所有人获得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要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就有享受社保的权利，这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平。中国现在的养老参保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30％，不及劳动力人口的15％，大量低收入群体和所有的农民都被甩在社保体系之外。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活命钱”上厚此薄彼，有失公平。而且这些没有社保的人群，收入很低，一旦面临天灾人祸，很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成为社会中随时爆炸的另一个颗炸弹。
与其时时面临爆炸的威胁，还不如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以雷厉风行的举措，解决当前一些关键的问题。中央政府率先带头弥补历史欠账（包括对农民的欠账），在不能如期填补如此巨大的缺口的情况下，先以法律形式规定历史养老金缺口的填平方式和时间表，同时要求拖欠养老金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弥补缺口。如果能在短期内推出这些有力的举措，就会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
现在做实个人账户的做法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但它是否意味着从2006年开始，任何个人和机构都不能再挪用个人养老账户里的资金，从而迫使相关政府部门弥补历史欠账？我们只能等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进一步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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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真清点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发现我们辛苦得来的收入的大部分被为数不多的厂家瓜分了。每天打开的电脑，上面有英特尔的芯片、微软的操作系统，手上拿的可能是诺基亚或摩托罗拉的手机，很可能升级过好几代了；一周之中总有一天要到中石油或中石化的加油站上缴几张“大团结”；每到月底就要去中国移动上缴几百甚至上千的话费。看着这些产品和服务像抽水机一样把我们的薪水抽走了，我们却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挽回一点损失。
微软和英特尔的暴利我们就不用说了，而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早已几倍几十倍于它们当初的投入。要是看看几家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盈利情况，我们可能更为感叹，这样的利润机器我们为何不能分享一点呢？
中石油2004年全年净利润达到1029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7.9%，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616亿元，增幅36%。中国移动(香港)2004年度纯盈利420亿，平均每天纯利一亿多元，今年上半年业绩为纯利240亿元，同比增长27.7%，每股盈利达到1.22元，中期派发股息每股0.45港元。中移动拥有2.24亿庞大用户，月消费话费在100元以上的用户占76％。一直拒绝降价或实行单向收费的中移动，它赚取的是超额的垄断利润。相比于国内众多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投资这些公司的收益简直要让人得红眼病了。
作为普通百姓，我们无法不用英特尔的芯片、微软的操作系统，也无法不喜欢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手机，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中石化、中石油、中移动的垄断状态。但我们希望有途径分享其利益，以抵消我们的损失。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买它们的股票。但这些企业或是国外公司，或是中国公司在境外上市。普通老百姓无法通过正规合法途径便利地买进它们的股票赢利。
在大多数金融开放的国家，居民不仅可以买卖本国公司的股票，也可以通过本国券商或国外券商在本地开办的营业网点购买国外公司的股票。因为金融管制，不仅中国居民无法通过相关渠道买卖在境外上市的股票，就是国内机构投资者也不允许到国外买卖国外股票，QDII（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被一再推迟。如果说在中国外汇紧缺时代，这种管制还说得过去的话，现在，中国由于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过多，已经威胁到中国经济安全的时候，为何不可以放开居民到国外去投资呢？
不少人认为放开QDII，中国股市的资金供应减少，会使国内股市更为惨淡，所以QDII要缓行。也许不开放居民海外投资的理由是相同的。但现实情况是，表面上居民不能到境外买卖股票，但实际上国内券商已经通过各种技巧为国内有需要的居民进行海外股票买卖。由于这种操作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属于地下性质，这使很多流到境外的资金很不安全，增加了居民投资海外股市的成本。而那些遵纪守法的公民，或不知道行业内情的投资者，虽然有投资海外的资本，但因为政策的不允许，忍痛看着大好的赚钱机会丧失。
我们日常的消费经验告诉我们，像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这样的公司，从中国民众身上获得暴利的企业，如果中国居民很便捷地从国内券商或国外券商在国内的营业部里买到这些股票，不管长期还是短期投资，赢利的机会会远远超过A股市场？如果有买卖国外股票的机会，面对国内如此高价的楼盘，怎么会有人去抢购呢？国内许多大城市房价虚高，主要是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太少所致。如果房价下来了，中国何必担忧地产泡沫呢？
由于中国居民不能投资海外的股票，多年来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福利损失。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国内外证券公司在国内开办营业部买卖境外上市股票，比如让以证券零售出名的美林证券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试点，开办买卖世界股票的营业部。如果老百姓通过这个营业部可以买卖在纽交所、纳斯达克、伦敦证交所、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股票的话，中国居民现有的800亿美元外汇存款中就会有不少会买入海外公司的股票，通过买卖微软、英特尔、沃尔玛、诺基亚、摩托罗拉、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些可以获取稳定利润甚至暴利的股票，分享因自己的消费带给这些公司产品的暴利。同时，如果开放居民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机会，不少居民就会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欧元、日元等其他外汇，中国现有的大量外汇储备就可以通过老百姓的投资转换为海外公司的股票。这不仅给中国人增加一个获利的渠道，同时，这也成为中国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一种方式，借此部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如果开放国内机构和居民到国外投资股市的机会，短期内对中国股市的发展相当不利，但这种做法也许会产生倒逼效应。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投资者普遍偏爱本地股”，因为“投资国外信息成本太高，‘被骗’的可能性太大”。而本土企业的信息容易收集，一些特殊的信息也容易掌握。对于投资者来讲，如果国内股市发展健康，其中的公司都是质地优良的好公司，他们自然会投资本土公司。中国证监会、国内交易所如果想吸引到国外投资的本国投资者，就得完善上市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上市公司加强公司治理。居民投资海外给国内股市造成的压力，或许使我们的监管部门、交易所和上市公司加大改革力度，从而使我们的股市吸引力大为增加，居民投资海外股市反而有利于中国股市的发展。
总体上说，在人民币缓慢升值的背景下，不一定有多少人愿意用人民币去兑换为美元，但作为老百姓的一个权利，作为中国人的一个投资渠道，开放居民投资海外的机会总比没有好，政府应该为此设立相应的机制，让国内和国外券商在中国本土进行同台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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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经济增长引发诸多弊病，如社会不公、环境污染和国际贸易争端等等，此种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已非常显著。中国致力于自主创新的战略就是对这种增长方式的一种突围，但自主创新要结出硕果，需多年努力才行，非短期内能够成功。在短期内，摆脱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改革资源的廉价或无偿使用制度。当此之时，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等部门，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公司等企业的多位高官聚首，研讨资源价格改革大计。无疑，这是发改委的一次正确决策。从宏观经济形势还是从社会期望来看，眼下进行资源价格改革可谓恰逢其时。
据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9月的CPI同比只增长0.9％，这给物价上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如果这时放开一直被政府人为压低的水、电、煤、油、气、土地的价格，比照国际水平，在市场的调节下，这几种资源的价格都会大幅上升。在CPI如此低的情况下，完成资源价格改革，实现新中国历史上价格的第二次闯关，不仅没有通胀之虞，反而有防范通缩之功。
中国正在向节约型社会转变，资源价格的上涨势必有利于引导居民和企业节约资源，更早促成节约型社会来临，从而减少因为资源过度消耗导致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当前，发改委以核准制控制这些资源价格，大量资源的价格人为降低，有些资源价格远低于国际水平。正如发改委主任马凯所说：“价格只反映了资源开发成本，没有包括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治理成本。”低价格的资源必然被居民和企业大量浪费或低效率使用。许多企业通过使用低价格的资源而获得巨额利润。如南方走私集团利用境内外石油价差把石油运到境外牟取暴利。
过量消耗资源不仅使国家付出了很大代价，同时这种过量使用还导致大量的污染，加大环境治理成本。有些企业从廉价资源的使用中获利颇丰，而造成的外部性如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全部由社会承担。不管是从保护环境还是从节约型社会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资源价格体系是不能再持续了。
众多制造企业由于能从廉价资源中获利，没有创新的压力，也不在技术上进行投资，既不去提高资源的利润效率，也不对企业技术进行升级，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提高工人的薪酬水平。过低的资源价格，吸引众多资本投资于消耗资源的制造业，造成国内很多行业产能过剩，陷入低水平的价格竞争之中。众多质优产品以低价格涌向国际市场，中国以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和工人生活水平低下为代价，去补贴像美国那样的全球发达国家，形成极不相称的劫富济贫的现象。最可悲的是，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不仅不领情，反而在贸易谈判桌上指责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向全球倾销商品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面临的这种压力越来越大。
水、电、煤、油、气、土地这五大类资源都是不同于一般的资源，有的具备垄断性，有的属于战略物资。因而，很长时间以来，作为公共物品由政府来定价，其投资需要国家发改委这样部门进行审批，后来改为核准。发改委对这些关键资源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为了获得投资立项，为了给资源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价格，很多部门和企业到发改委拉关系，这势必导致权力寻租，产生腐败行为。
把国家计委改名为国家发改委原本是要破除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但发改委这几年的行为不是让计划经济成分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多。电力紧缺忙于监控电价，煤炭紧缺，又去监控煤炭。发改委的这种趋势，似乎要把经济中所有商品的投资和价格控制起来，让计划经济回潮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要完善市场经济，资源价格必须由市场来定价。
在这次资源价格改革研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在资源价格改革中要以市场化为核心，同时要通过税收杠杆对资源使用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是，由于这个领域的公司大都是国有垄断企业，由市场来定价，无疑对这些垄断企业有利，而不利于老百姓。为了避免垄断企业盘剥消费者的利益，在资源价格改革过程中，在引进市场定价机制的同时，要打破企业进入这些行业的壁垒，让更多的民资和外资以投资或参与运营的形式加入这些领域，使这些资源的价格真正由市场竞争形成。
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其面对的阻力将是巨大的。发改委如果在资源价格改革上能够自削其权，自我革命，资源价格改革就完成了一半。同时，此举将推进现在停滞不前的政府体制改革步伐。在当前改革举步维艰的时期，实属难能可贵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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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的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困难重重，民生凋敝，住房奇缺，平均每户不到一间住宅，200万人口中有40％居住在贫民窟和屋棚内。住宅问题成为当时新加坡面临的最严峻问题。由于当时新加坡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移民，他们对新加坡没有特别的责任感，他们随时可以离开新加坡到别处去，在这种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新加坡华人心神不定，新加坡社会有随时崩溃的危险。
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后，看到了其中的危害性。他认为，如果使人们变成新加坡的房产拥有者，人们就会对这个国家忠诚。于是，对1955年设立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进行改造，把它变成了一个综合的资产建设政策。第一个行动就是实施“居者有其屋”计划，鼓励中下层收入居民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政府组屋，尤其对于月收入低于800新元的家庭，只需付房屋总价5％的首付款，其余95％向政府申请贷款，用每月缴纳的公积金还款。这是个伟大的计划。到1993年时，新加坡90%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正确的资产政策使新加坡稳定下来并发展成为富裕的国家。
资产（assets）有许多同义词，如财产、资本、资金、股票、财物、遗产、动产等，在本文中，它不同于收入，对一个家庭来讲，收入指家庭中的资源流动，而资产指家庭中的财富贮备。一般来说，房产、养老金和人力资本（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在美国大多数家庭里，基本上没有资本财富，所持有的净资产主要是房屋资产和养老金。对于中国人来说，买房置业是传统，作为财富积累的手段，中国人偏好买房。在乡下，农民偏好建房，在城市，市民偏好买房。要把养老金当作中国人的财富，恐怕还有遥远的路要走。而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也是中国的传统，在当前的形势下，只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教育就可以造福更多的中国家庭。
本栏目此前的两篇文章，之所以呼吁要把民间契约纳入正规法律体系，要给农民完整的产权，原因在于，从法律上承认现有资产的地位，并给予相应的所有权文件证明，可以使尽可能多的人拥有资产，并使资产获得法律上的保护，从而使社会更为稳定。
拥有资产的人和只能果腹的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资产的好处不仅仅是占有物质资料，还在于能带来一系列不同的行为结果，如促使人们不断努力、使人们能够承担风险、创造未来取向和鼓励人力资本的发展。美国学者谢若登在《资产与穷人》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收入只能维持消费，而资产则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和互动方式。有了资产，人们开始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也就是说，收入只能填饱人们的肚子，资产则能改变人们的头脑。资产可以给人一种稳定感，让人有长期打算。”
但是在大多数的脑海里，拥有资产似乎是富人的标志，穷人没有资格拥有资产。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组织的观念里，所谓扶贫就是给穷人足够的吃喝就可以了，他们有没有资产并不重要。但是，从穷人代际传递来看，只给予穷人足够吃喝的观念，并不能改变穷人的现状，他们没有房子、没有积蓄、孩子没有更多的教育，穷人依然是穷人，这样的结果应该不是扶贫计划的初衷吧！
让每个人拥有一份资产的观念不只是针对富人的，也是针对穷人的。即使在救济穷人时，除了给他们现金和收入外，也要给他们拥有资产的机会。那些单纯依赖劳动收入的人尤其处于底层的人，挣扎在生活的逆流之中，一旦出现任何意外的灾难，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如果穷人拥有资产，能通过资产得到一部分收入，他们会生活得更好。穷人有时的收入只能维持起码的生存，哪有资金去获得资产，但是哪怕小额的资产积累也会对家庭的长远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这就需要在设计社会政策时，尽量促进穷人的资产积累，并使其制度化。
中国许多城市下岗工人，每一个月领取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加上自己的劳动所得，也许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但是，这些收入不足以支持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能给孩子很好的上学机会。从让每个人尽可能拥有资产的观念来看，政府扶持这些城市低收入者，除了给他们最低生活保障外，还需要给予他们拥有资产的机会，如让他们获得教育和住房的公共补贴贷款，对他们的房屋贷款利息进行税收减免，或者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他们买房时只需付很低的首付款，其余从政府拖欠的社保账户和他本人的“个人发展账户”中扣还。只要设计合适的政策，总是可以使低收入人群有机会获得资产的。
如果一个城市低保人员能够拥有自己的房产，不管房子多大，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孩子，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家庭会更稳定，对未来会充满希望、对于社区或社会的活动会更积极地参与。而相反的情况是，除了吃饱三餐饭，没有一点资产的人，对生活缺乏信心，家庭破裂，孩子被遗弃，因为贫穷，这样的家庭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资产会让一个家庭稳定，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的稳定基础。“拥有资产的人容易在社会上有好的表现，甚至被看作有美德的人；而没有财产的人不容易把事情做好。” 谢若登如是说。
拥有资产不仅让社会稳定，也让个人拥有自由。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就说过，“财产所有权是自由的保证。”在现代这个专业化分工极为发达的社会，因为分工和交换使个人依赖于他人，增加个人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市场风险太大时，个人可以选择退出市场，而回归到家庭中去。但前提是家庭必需拥有资产，能从资产中获得收入，那样才会有逃离市场风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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