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沙尘暴，提早回到家中，写了两篇财经评论文章初稿，文思阻塞。再进行挤牙膏似的写作是一种痛苦，遂从影碟柜中翻出前段时间淘来的《战争之王》（the lord of war ）看将起来。
影片引人入胜。凯奇扮演一名跑单帮的军火商YURI。他们一家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从小生活在枪支环绕的环境中。冷战时期是军火商的黄金时期，YURI的聪明才智在其中展现的淋漓尽致，他赚了大笔的金钱，并迎娶了自己从小梦寐以求的美女明星，拥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庭。YURI是一个非法的军火商，常被国际刑警盯梢，但是他总能找到方法逃脱罪责。按说，冷战结束后，他的生意就完了。
但是，苏联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而每一个国家储存的各种军火是一个庞大的数字，YURI这个在乌克兰长大的军火商，找到了管乌克兰军火的叔叔，生意做得更红火了。后来乌克兰的生意完了，在我们一般人看来，他把钱漂白了做一个正经商人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但是YURI的惟一擅长就是贩运军火，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在这个行当。他不惜欺骗自己心爱女人，依然重操旧业。他的军火天堂转移到了黑非洲。西方殖民国家离开以后，非洲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种族仇杀空前激烈，各方枭雄都需要来自西方的武器来维持自己手中的权力。YURI又在这里大发利市。
做一个军火商要尽量压制自己的道德感和人性的觉悟，他可以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比如，“如果我们不卖给他们武器，他们依然可以从别人那里买到武器，只是我们把赚钱的机会给了别人罢。”“我们只提供好的武器，扣动扳机杀人的不是我们，我们不负责任。”YURI一直遵循这些信条，从来不参与贩卖武器的使用，不让自己的武器要了自己的命。他弟弟，则因为动了善心要拯救可能被杀的难民，他把自己的性命丢在了非洲。
虽然YURI最后被家庭抛弃，被国际刑警抓住把柄，但是他从法院都没有进去就无罪释放了，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总统本人每年就要向全世界销售军火，因为军火的利用惊人。有时候总统自己不能亲自出面交易时，就需要YURI这样跑单帮的人帮忙。YURI生意做不完，因为军火生意是暴利行业，而人性中的暴力和贪婪因素，总会鼓动一些人去发动战争，有时候，军火商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意，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唉，残酷的战争，可怕的人性。
还没有看过瘾，又找到卖了很久的《卢旺达饭店》看将起来。
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电影可以算《战争之王》其中一个故事。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种族灭绝事件，曾经很长时间成为新闻中的热点，但其中的凶残和野蛮只是让我们想象而已。片子从卢旺达饭店为中心，记录卢旺达种族仇杀中的各种暴行，成群成群的人被砍杀，谁都是无辜者，谁都可能是暴徒。西方国家在无法掌控局面时，都退出了卢旺达，留下的是黑色种族之间互相厮杀惨状。在一个国家处于这种无法控制的暴烈的种族仇杀之中的时候，人世就成了地狱。那样的国家会变得无法控制呢？先是权力没有得到制衡，腐败横行，接着便是人没有了信仰，只有金钱崇拜，再就是整个社会没有诚信，再就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使得人分成派别，派别之间逐渐生成仇恨，一旦出现一起暴力事件，派别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厮杀，毫无理由，更无约束。
这样的社会跟我们当下生活的环境区别有多大呢？我不寒而栗。想起GUOGONG挑起的内战，多少人死于非命，看过张炜《古船》的人应该很清楚。文革之间的派系武斗又是如何激烈，现在的那些红卫兵大叔应该可以讲出很精彩的故事。可怕的前景，不仅发生在卢旺达，如果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不进行根本上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变革，我们谁敢保证，我们也许可能陷入这样的惨境呢？
想到这里，我的念头产生了。让我们的子孙生活在凝聚了人类文明的国度吧，该想想是否移民的问题了。
这是昨天的念头，没有想到，早晨刚一上网，远在加拿大的YU便给我出谋划策，并开始为我行动起来了，真让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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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孕期休假，但出版社的翻译合同定死了时间，那就是要在7月底完成《庞氏传记》的翻译。没有办法，我只得自己上场，找空余时间来翻译这本挺有意思的书。查尔斯.庞氏是一个金融骗子，但他的骗术形成了一个专门词汇：庞氏骗局。自从庞氏发明这个骗术以来，这个词汇在金融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著名金融学家罗伯特.希勒在他那本《非理性繁荣》中还用了不少的篇幅解释庞氏骗局并用他来解释今日的股市投机现象。一个骗子的一个骗术能得到广为传播，其中蕴涵很多人性的东西，也因为这个原因，有人为查尔斯.庞氏写了厚厚一本传记，而且在美国还是一本比较畅销的图书。这样，中国的出版社把版权买了过来，交给我太太翻译，现在我得继续这个工作了。
翻译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逼迫我认真阅读英语，同时把一些已经差不多要忘掉的词汇重新熟悉起来。我开始翻译的地方竟然是讲美国波士顿《邮报》如何起死回生的故事，让我学习了一把美国新闻界在20世纪初的制造新闻的方法，比照我正在读的《广告的衰落和公关的兴起》一书，觉得人类进入到今天，其实没有多少进步的地方，因为人性毕竟难以改变。
但是翻译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对一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英文找到准确的中文词汇，煞费苦心。花掉几个小时往往只翻译了一页英文稿，那样慢的速度让我心情焦躁，但是越焦躁越糟糕。那个时候，我就停下来停郭德纲的相声或者整理书架上的图书。心情好了，再开始翻译。坚持一阵，我想我的语感就会培养起来了，翻译速度也就加快了。只是完全业余的时间不多，太匆忙的见缝插针，根本无法培养平静的心境。
唉，看来调整心境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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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识结构的散漫无边已经让我无所适从，眼下一些本来可以谈得有些激情的文章题目，似乎都政治上不正确，而且颇有影响生计之嫌。写那些不疼不痒的文章，也实在提不起兴致，这样，我便陷入窘境：似乎有很多书要读，但不知读哪一本？似乎有很多文章要写，但到下笔时却不知写些什么或者在环境高压下自我阉割以后，无法满足自己内在的激情。
在思考良久之后，觉得沉下心来读某方面的著作，积累一些专门的知识。考虑到美国是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也最集中的体现了人类的优秀成果。同时，中国在美国的著名教授，我也认识几位，以后请教也方便一些。就这样决定下来，以后研究美国经济。我书架上其实有一堆关于美国经济、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美国文化的书籍。但中国人写美国的书，大多政治色彩太浓，我一直没有什么兴趣。但美国所的朋友给我介绍了陈宝森先生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并从美国所寻到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找到一本封面已经发黄的厚厚一本书，我看着就很喜欢。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我托另一位朋友去北大附近的复印店以6分钱印双面的低价钱复印了一本。今天开始阅读这本复印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研究很扎实，材料很翔实，虽然有不少观点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基本上还能接受。从那个特殊时代淘洗了一遍还能付出水面的著作似乎不多，陈宝森先生的著作为何还能阅读呢？当然，不在于那些观点，更多的是他的扎实研究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材料，还有他研究的态度也足以给今天人以借鉴。
遗憾的是，我查不到多少介绍陈宝森的资料。以下是我查到的两条介绍，而很详细的传记或印象记根本没有。
陳寶森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一九五六年——一九八一年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八二年至今任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重點研究美國經濟，著有《美國經濟與政府政策》、《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競爭》、《剖析美國“新經濟”》等專著，並獲吳玉章獎、中國社科院優秀成果獎。享受國家特殊津貼。
陈宝森 1924年生于北京，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要从事财政研究和美国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财政学》、《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美国总统与经济智囊》、《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美国制造业振兴启示》等。
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历，让我对陈宝森先生充满了好奇。能够在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花费三年时间写出了差不多1000页谈美国经济的专著，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收集那么多资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他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里保持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敏感？如何又没有在那个年代废弃自己的研究精神？
网络查询出的这么一点资料，让我产生了这么多的好奇。我初步决定，我去找到他本人，把他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他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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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一周的学车今日又延续了。随着车档的增加，我对速度心生恐惧。学车本来是为了享受速度的，但如果速度不是你自己可以随意操控的，那么速度就变得那样可怕。
我现在最多只能开到四档，那样的速度让我有点害怕。虽然我是在一个没有人的空旷工地上练习，但害怕速度似乎是我本能的反应。征服速度其实要征服本能，具体说就是征服自己的心理，也许跟投资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平静轻松的时候，投资股票的收益往往较好，一旦心烦意乱心生恐惧，股票投资很可能失败。开车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征服自己的心理很难。当我回到家里，想拿自己的车练习时，看到过往车辆和行人，身边又缺少一个可以指导我的教练，我竟然起步的勇气也没有，只得在晚上12点钟，从自己的车边悻悻走开，对自己的胆怯感到懊恼，却又无可奈何。
练完车后，去见了一位做ERP软件的公司老总，他对技术的掌握应该是很深透的，但总觉得他们没有跟上时代，没有放弃自己原有技术的勇气，在新的平台上进行新的创业。其实，创业是不能完全以自己的爱好为中心的，更重要的是赢利模式。为了赢利模式，有时候要抛弃个人爱好。很多人还没有领悟到这个道理，死抱住自己喜欢但没有市场的东西，最终一事无成。企业家的敢于放弃和善于放弃可能是成功的重要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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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到外面散步，满目看到的是裸露的土地，在春风吹拂中尘土飞扬，整个小区能停放车的地方都停满了车，除了房子就是车，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在我印象中，对沙漠的定义就是没有草木的地方。原来我们用血汗钱买来的房子竟然是在沙漠中，甚至比沙漠还不如，不仅飞沙走车还有汽车从早到晚的噪音。
当年给我们推销房子时的楼书中，可是有这样的绿化那样的设施，但住进来以后，你似乎只能变成人质，要你缴纳这样的费用那样的费用。作为个人的买房者，每天为了挣钱养家已经没有时间去找地产商打官司找说法。所谓的业主委员会似乎也消泯于无形，你要找他们也没有那个时间。这样，面对地产商提供的不合格的环境，我们竟然只能忍受，生活在沙漠中，大家也无怨无悔的承受。
从房产的买卖和服务中，我们能看出中国人今日的困境。有饭吃，有房住，有车开。但菜和水果中注射了什么样的有害物质，我们不知道，如果细究下去，你都不敢买菜，更不敢下饭馆。有房住，但只能住在沙漠里；有车开，却只能在彼此不礼让的塞车中痛苦等待，或者为找不到停车位四处游荡。
就像我们的经济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有的是大量的污染，把自己未来的幸福或子孙的幸福牺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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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报刊登网页：
http://www.cb-h.com/shshshow.asp?n_id=24835&kw=news
《操纵金钱》一书的翻译主要是我太太完成的。我因为去年父亲得病几乎没有时间去管这本书的翻译，所以出了一些专业术语问题，比如书中把“日元息差交易”翻译成了“日元携带交易”，这是很难堪的错误，但也没有办法，只能重印时修订了。但这本书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知识经济赢利模式和利润顺差等，不会因为个别术语的误译而影响本书的价值。《中国商报》记者李兴，想要我以译者身份谈谈这本书，我花了半个小时跟他电话交谈，感谢他的辛勤整理，我得以表达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看法。——上载博客注。
李兴：《操纵金钱》（Running Money）是一本美国销畅书，曾是BARRON年度最佳图书，您是如何邂逅作者安迪·凯斯勒（Andy Kessler）的？在翻译过程中，有什么难度，尤其是在两种语言的文化跨度上？
周年洋：出版社找到了这样一本好书，使我们认识了作者。这本书是我和爱人的合作成果，我曾是一本著名证券刊物的学术编辑，接触资本市场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对专业术语比较了解，而我太太的专业是英语，现在任教于一所大学的英语系，英语有优势。这本书比较特别，和其它财经著作不一样，它比较活泼一些，还有很多俏皮话，而且很多术语和俏皮话都是用业内的行话说出来的，只有理解其背景才能感受到，所以很难完全传达原文的幽默、俏皮的效果。
李兴：凯斯勒会来中国做投资或对冲基金吗？他有没有这个想法或冲动？
周年洋：凯斯勒从来没有到过大陆，所以我们正在和一家刊物合作邀请他来。他本人对此也很有兴趣，很想来。
财富游戏的秘诀
李兴：书中主人公用相当长的时间终于摸索出投资三秘诀，即庞大的市场、超凡的竞争优势以及运作这个优势的商业模式，这对中国投资者适用吗？
周年洋：这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他总结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即初始的成本很高，但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找到了庞大的魔鬼市场，财富就像瀑布一样滚滚而来，其利润根本不是传统工业社会可以估量的。这也就是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当年纳斯达克市场很多股票疯狂上涨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初始成本很高，一旦所投资领域没有魔鬼市场，那就血本无归，不像工业时代还可以有一些厂房和设备出售，所以其风险比工业经济更大，这也是纳斯达克中的一些公司一钱不值的原因。作者考察企业时，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套对知识经济的理念。他用勤奋挖掘具备魔鬼市场的公司，同时避开那些没有市场，最后血本无归的公司。从投资理念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是投资者，最好能有自己摸索出来、适用于自己心理的理念。
李兴：凯斯勒有一双“神奇”的眼睛，但这双眼好像又是在漫长的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年洋：书中说，没有人有时间优势，但重要的是你要走在新闻前面。凯斯勒不辞辛苦实地走访公司，从蛛丝马迹中寻找投资的机会或用脚投票。凯斯勒成功的关键是抓住了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质变，从知识经济模式中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他的慧眼提早投资了real network和Instinet公司，赚取了三四十倍的利润。勤奋的投资考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投资理念，尤其是处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
李兴：商界风云中常常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在这本书中，为什么书中主人公能趋利避害，从经济危机的漩涡中成功获利全身而退且未被“套牢”？
周年洋:我认为他在书中成功地获利并全身而退在于他很下功夫，更在于他把握了理念。下功夫的地方在书中有很多描写，比如他去考察企业，看到企业的CFO和他谈话的时候，马上把门关上，这就是一个信号，这个公司会有很多猫腻，说不定业绩造了假。书中写道“CFO关上大门的信号几乎屡试不爽。”这都是下功夫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作者已经把握住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获利模式。同时，凯斯勒具备不同于一般人的判断力，他看到了市场中的疯狂，并能及时退出，正如他在书中说的：“你也许在焰火真正结束之前还不想离开，但是我要逼着人们向停车场走去。”真正疯狂的人会迷失，而清醒看出市场疯狂的人多半会成功操纵金钱。
李兴：《纽约时报》评价此书是一本商业和娱乐的完美结合，对此您如何看？本书的娱乐是否仅仅体现在诸如最差波士顿、低能斯坦利、美国离线等讽刺味的调侃中？
周年洋：作者通过对话讲故事，讲理念，其中体现了幽默与俏皮，也许中国人读来会有点不大习惯。他很幽默，比如一次他到台湾新竹一家工厂，穿上无尘衣进入风淋室。他想：玛丽莲梦露应该会很喜欢这里（因为风从下面向上吹）。他去日本被问及要不要买 Pocari Sweet (宝矿力) 喝。 他心里想，不要喝任何人的汗水 (sweet)。这样的故事很轻松有趣，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会挑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不过，今天中国的股市有一些复苏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投资者愿意读一些投资类的书籍，以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凯斯勒这本书恰恰讲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理念，虽然中国读者阅读他的这本书有一些不习惯，但如果能从中寻到“宝贝”，我相信中国读者会很喜欢的。
李兴：作者在书中用瀑布来形容其追寻的目标——寻找的是巨大的翻倍利差而不是平缓的河流，这是机遇还是冒险，为什么？
周年洋：逐利是所有投资人的天性，华尔街的格言是：“金钱游荡全球，就是为了寻找最高的回报。”当然，凯斯勒的对冲基金与别的对冲基金不同，一般对冲基金采用套利方式追求短期回报的比较多，但凯斯勒更多的是实业投资，更注重于长期。知识经济时代风险更大，但是凯斯勒通过自己的勤奋找到了真正具有魔鬼市场的公司，而避开了那些可能血本无归的公司。
知识经济时代不同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其回报远高于工业经济，但其风险同样远远高于工业时代。要避免这样的风险，那就需要仔细分析、细心考察。所以凯斯勒勤奋就在于“穿梭于会议之间，……找到微不足道的谎言，猛烈打击管理层，找到故事中的漏洞。”
李兴：您认为，在中国这种财富游戏的机会比起美国来是更多还是更少，为什么？
周年洋：对于中国来说，找这种机会还比较难。因为我们还处在工业社会，知识经济在我国只能说有一些萌芽吧。我们的产权保护情况如何？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又如何呢？我们对有形的产权都保护不够，对于无形的知识资产的保护就更差了。我们现有的制度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还不够激励人们去创造、去开发知识资产。在知识产权还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要使我们这个国家建立在知识资产的大厦上，享受知识资产的庞大利润，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吧。
未来的魔鬼市场在移动通讯
李兴：为了寻找优势，作者甚至让时光倒流，重回瓦特时代，您认为这种回顾对中国企业有没有借鉴意义？
周年洋：回顾历史可以更好理解现在和看清楚未来。凯斯勒书中，很认真地做了一次功课，在知识经济时代回顾工业经济模式，而我们对工业时代回顾的比较少，凯斯勒这样的功课也许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学界欠缺的。我认为作者之所以能找到知识经济的商业模式，得益于他对工业时代商业模式的深入研究。他能将工业时代的赢利模式讲得很清楚，比如说讲到瓦特的盈利模式时，“里面有市场需求（矿井中的洪水），技术（瓦特冷凝器和维尔金森的精密汽缸），资本（博尔顿的钱），知识产权（议会的专利法案）和闲置的劳动力（无地可种的农民）。”但最关键的一个赢利模式就是给矿业公司安装蒸汽发动机代替马匹，收取矿业公司原来使用的所有马匹的成本三分之一作为报酬。但工业经济的边际成本都不可能为零，人类在其中还有很大的约束，规模不是无限的。
这种反思其实中国企业早就该做了。现在做的意义还存在，不过，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成为全球架构，我们的企业需要适应新的市场。在凯斯勒给我的邮件中，他说，下一个魔鬼市场将在移动通讯领域，尤其是无线数据与移动服务的结合，这将是未来巨大的利润市场。
李兴：关于中美贸易顺差，书中有一些形象化如英特尔模式的说法，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周年洋：书中提到的英特尔模式是这样：美国人设计方案，用电子邮件发出去，委托中国台湾台积电公司为他廉价制造大量芯片。一个8英寸的晶圆中有2000个潜在芯片，成本只有2000美元，而一个芯片开始可以卖20美元，竞争剧烈以后还能卖10美元。它能从每个芯片中赚取至少8美元。在表面上，英特尔没有任何贸易，但是它赚取了利润。也许，这个芯片装在中国DVD机里又卖给了美国消费者，表面上看，中国获得了DVD机的99美元，中国赚取的利润只有2美元，但创造了99美元的美国逆差，而实际上美国赚取的利润远远高于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不是贸易顺差而是利润顺差更重要。
当前，因为中美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我们应该把凯斯勒请过来当院外游说人员，请他去说服美国政府，其实贸易逆差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利润顺差，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李兴：财富来自持续不断的冒险，这是作者对财富的看法。他认为，操纵金钱的投行生意必须要研究人，而不仅是研究技术和数字？
周年洋：投资分析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公司管理层，一个是投资人自身。如果你去拜访一个公司总裁，他给你写便条，用豪华纸张，写错了的话，一张一张撕掉，丝毫没有可惜之心。这样的公司会有财务成本控制意识吗？从投资人角度来看，人的投资理念和心理是投资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研究人对对投资人来说很重要。
李兴：凯斯勒的目标不是找到已经创造了突破性技术的公司，而是找到可能开发新技术的公司，并认为这才是创造财富神话的方式。您认为他的做法在中国行的通吗？在中国要发现一个蕴藏着瀑布式财富潜力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甄别与慧眼？
周年洋：中国投资者比较痛苦的是找不到能获得巨大利润的企业，只能从垄断行业去寻找，但变数仍很多。
为何美国人思考，中国人流汗？
李兴：对那些还沉浸在劳动力成本优势中的中国企业，这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启发？“工业革命已死”的背后说明了什么？
周年洋：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和巨大的劳动力优势下，中国依靠低成本模式也许还有意义，但问题是鼓励和保护知识资产、知识创新的制度。这是当务之急，以便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至少有一部分劳动力转为知识资产的创造者。在凯斯勒看来，“工业社会已经完结”，而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规模被激活了，设计和制造可以分离，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只要“思考”就能赚钱，而新兴市场国家像中国则只能通过“流汗”赚很少的利润。用他书中的话说就是“我们思考，他们流汗。”
李兴：当作者在书列举出了诸如每卖出一个40美元的鼠标，中国生产商只获是大约3美元，而其他的钱被美国的设计、芯片和零部件赚走了。您对此如何看？
周年洋：这是让我们羡慕的，我们应该很好地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当时翻译时很感慨。所谓“流汗”就是我们很辛苦只能挣很少的钱。
李兴：在这个知识财产时代，作者认为，“如果我们不付给这些第三世界的工人每小时一美元，他们就还在他们的花园里挖花菇，每个月挣一美元。”您翻译时一定有不少感叹吧？
周年洋：当然，我们是花了大力气挣了小钱，而别人是用脑力投入，这是我们不如人的地方。但是，他们为什么能挣脑力钱，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制度基础设施，能很好的保护产权，激发人们的创造激情。需要改进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们。对于今天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只有学习才是正确的态度。
李兴：书中作者用非洲国家加纳来调侃美国，如“直接把他们的音乐出口到像美国这样的压力水平高、幸福指数小的国家去。”您认为作者的幽默背后还有话外音吗？
周年洋：这既是调侃也是投资理念，同时音乐也是一个知识资产，加纳完全可以去出口这样的知识产品。当然幸福感并不与收入成正比，还有对未来的预期等更多的因素影响着幸福感。
（《操纵金钱》安迪·凯斯勒著 张志莉 周年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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