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论比经济学重要

June 11th, 2006 at 3:36 am (性情文字)

很长一段时间,把在车上、厕上、枕上的业余时间给了经济学著作,随着时日推移,慢慢发现,经济学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解释了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或者是推出了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理论,并不能增加你对世界的更多了解。

作为一个经济学读者,突然发现经济学对自己并无实质性的增益。用经济学理论看待经济现象,可能有一些好玩的解释,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从形而下来说,并不能让你增加实际上的收益,从形而上来说,也不能解决人生的困惑。对于我这个从哲学背景中走出来的经济学读者,我慢慢觉得,要说好玩,经济学不如哲学,要说通透,经济学也不如哲学。既然这样,我何必用那么宝贵的时间去读经济学。

所以我从形而上层面重新回到哲学,看休谟《人性论》津津有味。而我看了多年的李泽厚著作,重新读起来,也给了我诸多不同的启示。从形而下层面,则回到金融,读股市技术操作方面的图书,读《股票作手回忆录》,这对于我当前的股市投资提供了诸多有用的指导。这些指导能带来实质性的投资收益,或者为避免投资亏损奠定基础。

对金融市场的看法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投资收益。你认同随机漫步理论还是市场有效理论,你投资时的决定就会不一样。你考虑基本面的价值因素,是否还考虑投资群体的心理因素,投资业绩也将不一样。但金融市场的收益原则是二八原则,20%的人赚取80%的收益,如果你对市场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一样,那么你的收益将只有整个收益中的20%。

自从我领悟到,对于一个学术玩票的人或说“学术嫖客”来说,经济学的重要性远不如金融和哲学时,我开始重新拾起索罗斯的著作。我决定在一段时间内用车上、厕上、枕上的业余时间来研读《金融炼金术》。

差不多十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痴迷索罗斯著作和理论,就像我成长阶段痴迷李泽厚一样。这两个同时生于1930年的人,在我的人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未来我将更加强化这两个人在我生命中的地位。以后的财经随笔将更多偏向于“财”和“理”了。

虽然研读《金融炼金术》的时日不长,但我用我的一知半解来看近来的中国股票市场,我竟然觉得一目了然。近来,中国股市为何会大跌呢?

在四年的熊市中,诸多所谓为众多股民说话的经济学家和证券业内人士,通过媒体给市场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中国股市不能发新股,发新股就会暴跌。这样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中国证券监管层的决策,同时在众多中小投资者心中深入人心。

这次暴跌源于中行A股上市的消息,这个触发点的心理因素就是新股发行会令市场暴跌,一旦暴跌就印证了这种预测的正确,加上新股发行节奏加快已经股改后的“非”转“正”,使更多人受新股暴跌心理的影响,强化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对市场的作用。恰恰在这轮股市的上涨中,很多中小股民是在一个较高的点位上买进了股票,暴跌以后,他们在恐惧的心理影响下,他们亏钱把便宜的筹码卖出。这些中小股民成了机构投资者的高位接货者和低位的供应者。

这种错误的观念会在一段时间内自我强化,但市场的根本趋势决定了中国股市必定会从这种错误的扭曲中重新上升。如果不能从这种大众错误中超脱出来,便很难成为中国股市中的赢家。在判断中国股市时,要考虑这种大众错误观念对市场的影响力,尽量避开它,而从大众的错误中获得低廉的筹码,从而获得超凡脱俗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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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用抽象的道理蒙住眼睛?——《大突破》读后

June 11th, 2006 at 3:05 am (读书逸想)

这篇文章写出来后,给过很多报纸和杂志,但是结果不是断章取义,就是根本不敢刊登。只在搜狐财经上发表了全文。这样的发表渠道,真是会损害写作的激情。无奈无奈!——上载博客又记。2006年6月11日

皇权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几乎是所有民族都曾经经历过的阶段,但私有财产本身成为一种政治罪过,成为一种违法行为,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

  虽然,中国儒家传统有义利之辨,”义”具有道德优势,而”利”则是被君子鄙弃的对象,但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没有上升到法律、政治层面。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追求 ” 一大二公 “的前提下,公有制或国有制成为发展方向,只有公有制才具有” 政治正确性 ” ,而与之相对应的”私有制 “起初是限制的对象,到了 “文革” 阶段,则成为了一种罪恶,既是政治罪,也是犯法行为。文革时期 “兴无灭资 “、 “斗私批修” 、”割资本主义尾巴 “甚至发展到 “狠斗私字一闪念” ,对私有制的批判达到最高潮。

  在那样的政治高压和生死存亡的红色恐怖中,本来非常自然的私有观念,竟然变成了”万恶之源”,只能压到了心底深层,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谈私色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使很多人的观念久久转变不过来。几千年来认为正常的私有意识,经过十多年的人为高压和恐怖行动,以至于到后来很多人真的认为,私是一种罪恶,这也可能是人类史上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期的专制集权阶段,皇权(或公权)可以随意剥夺私有财产,但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公权)掠夺私产不是因为它是私产,而是以造反、贪污等理由没收私人财产。把私有当成罪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计划经济阶段。在坚持一大二公的公有制时代,不管在舆论环境还是在政治环境方面都是一种严重压抑私有制发展的局面。

  现代经济发展史表明,私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私利是一个社会首先需要尊重的经济动力。要发展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国便面临掀掉身上两座大山的重任:一是破除以国家名义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二是破除对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崇拜,去掉私有制身上的原罪。

  在破除这双重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私产入宪,非公有制经济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新中国后形成的新传统,确实是一种大突破的局面。但是,考虑到公权力依然在某一些地方某些时候借助国家的名义掠夺私人财产,考虑到某些地方某些时候依然以公有制的名义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私有观念的原罪意识依然笼罩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这两座大山至今依然重重压在中国人身上,尤其私有企业主身上。我们只能说,这两大突破只是雏鸡破壳,蚕虫破茧。要完全破除这双重的压迫并使私有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还有待于更多条件的完善,依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任务。

  2004 年开始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新一轮论争,我们发现,政策和法律上的突破还没有落实到广大民众的内心,破除所有制崇拜的任务依然很重。在这场争论中,不少言论依然以旧有的思维思考问题,借助意识形态的名义要求回归传统所有制体制,一时混淆群众视听,在私营经济发展中制造混乱的气氛。很多人不太熟悉私营经济在改革前一再遭到打压到文革几乎全军覆没的历史,也不知道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在各种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机智对策下从罅缝中慢慢艰难恢复的历史,许多似是而非的言论被很多人支持。《大突破》一书以历史事件的梳理,再现了私营经济死而复生、在艰难痛苦中双重破茧的过程。阅读《大突破》可以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或许可以使那些对这段历史懵懂无知的人获得历史的真相,从而远离那些似是而非的”左”的观念的流毒。

  眼下,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矛盾越发显得突出。 2005年开始进行的政府体制改革似乎没有什么进展,而分配机制也没有更多改善,贫富差距继续加大,导致民怨沸腾,不少人说,改革的动力已经失去,下一步改革显得步履维艰。《大突破》一书回顾改革历史,让我们从过去的改革经验中获得未来可能的改革路径。

  当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候,是什么打破了这一铜墙铁壁呢?是农民的饿肚子问题。在那样高压的整体环境下,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人都哑口无言,但农民饿肚子的问题成为了一个底线,也成为了一个突破口。因为抽象的真理不管如何美妙,如果农民们都不能果腹,再美妙的真理也就是戳破了的肥皂泡。在面临生死之际,农民自己选择了包产到户,从而开启了农村的改革之路。而城市的改革之路又是如何开启的呢?那是因为 1700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不得不广开就业门路,从而创造了增量改革的最初成果:个体经济。国企开始改革也是因为不少国企负债累累,银行贷款的利息比企业挣的利润都多,已经无法走下去了才以股份制、向外资和民企转让的。中国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到了不改社会就会出乱子,不改社会就不能往前走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我们也只能以中国改革历史所呈现出的这种特点来看待。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不容易。公权力掠夺私产和私有制原罪两座大山从来没有分开过。要改变这样的格局并不容易,需要改革者的机智,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当年所以能促成包产到户政策的出台,是因为杜润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两种激烈争论时机智地选择了一个最容易统一双方认识的结合点,那就是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特殊政策,在贫困地区实施包产到户,避开了当时害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意识形态。薛暮桥则从广开就业门路的角度论证了个体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每到现实走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有改革,每到改革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权威人物出来讲话。当 20世纪 80年代初,”社会主义一大二公”还具有广泛影响的时候,在邓小平指导下提出的”初级阶段理论”破除了”左”的观念,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个体经济刚刚兴起,有些人认为不光彩,使很多从事个体和私营的企业主抬不起头来,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则肯定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光彩的劳动,支持了非公经济的发展。

  中国改革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自下而上,往往是中国人的求生本能,冲破了旧体制的约束,典型的是小岗村的舍命包产到户。一是自上而下,国家领导人通过政策进行推动,而经济学家则以其智慧献计献策。

  读完《大突破》,让人很为感慨的是,只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导致了整个中华民族陷入”斗私批修”的全民癫狂之中,使得本来是自然人性的私利成为了万恶之源。这么多优秀分子和精英为何要用抽象的道理蒙住眼睛,而罔顾实际的社会生活呢?我猜测其原因,是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热衷于宏大叙事,忽视个人的需求,就像黑格尔的所说的,”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民众的牺牲是历史巨轮前进时难免碾碎的花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回顾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大突破》这本记录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历史的书,既是中国改革史的呈现,也是中国私营经济艰难的破茧史。但给我们留下的结论,很简单,那就是私利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私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一旦一个社会否认了私利的合理性,个人就会缺乏激励,人的创造性就丧失,没有私营经济,也没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就会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瘠中。

  尊重私人的产权,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上,更重要的是成为深入人心的律条,体现在执法的所有环节。正如斯诺所说:”只有具备了一整套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才能使储备在千千万万不同大脑中的有用知识开发出来。一个社会,假如不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许多人去设计和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但中国的现实并不令人乐观。 2000年时,天津的一个调研组设计了一份问卷,在回答关于私营企业主资产主要来源的问题,90%的人认为是获取了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私有制原罪的阴影潜藏期间。如果今天的民意还是这样的话,那么保护私有财产依然只是法律上的条文,离深入人心还有遥远的距离。

  刊登于《嘹望.东方》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2006年4月10日

搜狐财经发表地址:http://business.sohu.com/20060609/n2436513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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