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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插上资本的翅膀
当技术插上资本的翅膀
文 周年洋
周遭的生活迅速被技术改变，速度越来越快，代沟由以前的10年一代变成了5年甚至两年一代。当技术拽着我们往前跑的时候，最大的推动力来自资本市场。
中国A股市场第一只真正的网络股是2006年12月15日上市的网盛科技，这是一家做化工信息服务的网络公司。开盘价68.1元，收盘报62.8元，市盈率134倍，其创始人和总裁孙德良控制62.25%的股权，当天股票市值26.94亿元，一夜之间跻身中国巨富之列。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孙德良个人要积累27亿元的财富，以公司每年2500万左右的利润，以他所控制的股份需要173年才能达到这个数字，而孙德良从创建这个公司到上市只花了10年。
这样的神话并不陌生，我们在20世纪最后几年华尔街掀起的网络狂潮早就见识过了。那时很多股票一上市就会上涨十倍几十倍，市盈率100多倍很平常，甚至达到300倍的也有。当网络泡沫破裂后，很多公司前面的数字没有了，只剩下后面无数个零，但也有一些公司的股价至今依然高高在上，如微软、SUN、思科等。20世纪最后的几年，资本市场让技术插上了翅膀，有的公司如虎添翼展翅高翔，有的则云端折翅粉身碎骨。当技术插上资本的翅膀时，世界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工业革命之初。瓦特改进、发明的蒸汽机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当年瓦特改进蒸汽机的时候，他看到了市场巨大的需求，也拥有蒸汽机的构造和原理方面的知识，但是他无法获得足够资本进行试验和商业化。他只能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一些富有的、有相同理念的企业家，他的第一个资助者是罗巴克，瓦特试验一次次失败，最终使罗巴克濒于破产，罗巴克介绍博尔顿继续支持瓦特的研究，多次试验失败又使得博尔顿陷于破产的困境，好在博尔顿坚定信心，最终瓦特蒸汽机发明成功。瓦特从最初接触蒸汽技术到瓦特蒸汽机研制成功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单枪匹马的研究、个人的投资势单力薄，无疑延长了技术发明的时间。
在今天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如果瓦特活在今天会是什么情形呢？今天过多的资本充斥全球市场，大量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等几乎是掘地三尺找寻优质项目，如果遇到瓦特这样改变世界进程的投资机会，恐怕不是瓦特到处去找钱，可能是各路资金要踏破瓦特的门槛了。
人类一直在追求突破时空的限制，工业社会让人类具备制造了大量产品的能力，大大改变了物质匮乏的局面。但是，在瓦特开启的工业时代，所有的工业产品要获得巨额利润，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但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遭遇发展瓶颈，形成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同时工业产品的消费是排他性的，一件物品你得了，他人就不能得，另外，工业产品都由原子组成，具有物理的广延性，要占据一定空间，它的流动速度受制于交通技术的发展。
知识经济的来临改变了一切，知识资产可以众人分享而不会减损，知识可以非常方便地转换为字节，当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后，知识的传布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没有限制的规模。与此同时，人类积累的巨量资本通过专业投资人，进入到知识产业，加速技术的发展，缩短公司盈利的周期，资本市场在一瞬间可以实现公司几十年上百年的价值，整个人类的经济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知识经济的经典案例微软来看，微软操作系统的初始研发成本异常庞大，它每推出一个新产品通常需要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支出，但产品开发出来后，其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这些由字节组成的产品，它的传输成本也接近于零，因而它的供应可以是无限的。而微软的操作系统又拥有一个凯斯勒所说的“瀑布市场”，它的滚滚的利润就像潮水一样涌来。
初始投资巨大、边际成本近于零，拥有一个瀑布市场是知识经济的盈利模式。像微软这样的公司，拥有瀑布市场，产品生产没有边际成本，也没有制造能力的限制，在资本的推动下，一年的发展相当于传统公司几十年的发展。其投资收益不是工业时代的20％或30％而是30倍或上百倍。传统的市盈率概念已经无法评估它。这样，我们就看到纳斯达克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网络公司和新技术公司上涨狂潮，几乎所有这类公司都插上了资本的翅膀直冲云霄。
世事往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技术公司初始的巨额投资，找不到一个瀑布市场的话，那么巨额的投资就会变成零，因为资本的加入，公司的生存周期只有几年，而不会苟延残喘十几年了。它的损失也就不再是工业时代的20％或30％，而是所有的投资。这也是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破灭时，我们看到的惨剧。毕竟能找到瀑布市场的技术公司少之又少。
在华尔街上演过的过山车游戏，已开始在中国复制，哪些公司创始人和投资者有幸展翅高翔而不是云端折翅呢？
本文首发于互联网周刊，http://www.ciweekly.com/article/2007/0302/A20070302462965.shtml
本文出处为周年洋博客：思想的芦苇 http://zhounianyang.blog.sohu.com/
所有妨碍房产交易的政策只会助涨房价
此文首发于《权衡评论周刊》
临近岁末，反观中国一年的房市，除了少数城市，大多数城市的房产依然是涨声一片。我们不能说，政府不作为，没有出台限制房价的上涨政策。从现在出台的政策来看，没有一个政策不是想抑制房价上涨的。限制土地供应、限制期房销售，对二手房交易征收营业税（未满5年）、个人所得税，这一招一式，可谓实实在在。表面看来，没有一招不是正中房地产业命脉，可是房价竟然不降反升，真是岂有此理！近日北京市地税局出台了《关于个人转让二手房征收土地增值税问题的通知》，从12月1日开始对二手房交易征收土地增值税。效果会如何呢？恐怕在不短的时间内依然是涨声一片。
这些主观上想抑制房价上涨的政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增加交易成本，妨碍交易的实施。妨碍交易的措施越多，这个市场的交易活动只会越来越少，如果需求一定或增加的话，这个市场不涨价才怪呢？我们对大禹治水采取的疏而不堵的方法赞赏有加，惟独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看到，其实房地产市场的道理跟大禹治水是一样的。正确的方式是疏而不堵，采取尽可能多的政策促进交易而不是妨碍交易。
政策制定者为何要制定妨碍交易的政策呢？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投资人的问题。从资本自由的角度来看，一个拥有资本的人，他有投资任何不违法领域的自由，并通过出售、出租、转让等方式从中获得利润的自由。中国的房产投资者应该享受同样的资本自由。在他们投资时，当时的所有政策是他们投资决策的基础，后来政府出台的政策，是不应该覆盖以前的交易行为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投资人好像是罪犯，必得“惩前毖后”，不管是何时发生的交易，都由最新的政策去管理，可以说是孙子辈出台的政策管爷爷辈早已做完的事情，甚为荒唐。显然，这也是不尊重资本自由和投资人利益的做法。
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基于民意，据说这样的民意基础是仇富，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暂时不管仇富是否正当，认真分析这样政策的后果，我们发现，这种政策让更多房奴更长时间套牢，房价涨得越来越快，打击的恰恰不是富人，而是穷人或是不怎么富的人。基于仇富或者扶助穷人的改革，如果不是从维护资本自由的角度出台政策，如果不是基于促进交易的观念出台政策，最后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富人没有打击，反而打击穷人，有房子的穷人不能套现，没房子的穷人得到越来越高的房价。
仅从二手房交易来看，针对这个市场出台的税收政策，有征收营业税（未满5年5.5％）、个人所得税（未满5年1％）和土地增值税（差不多1％），加上原有的契税和印花税，二手房交易涉及的税额超过了8％。
一套2003年买进的60万元的房子，装修5万，现在市价80万，按照这些政策增加的交易成本来匡算，以可提供原始凭证的方式计算，这套房子如果出售要缴纳93640元的税费。如果这套房子是自有资金买入，那么60万元三年存款利息差不多4万，如果是按揭贷款，三年付出的利息差不多9万元，这还没有加上入住时缴纳的契税和维修基金。总起来看，如果每年的涨幅不超过8％，三年之内的房屋出售，自有资金只有微利（如果算上付出的时间和辛苦，其实也是亏本的），而贷款的则亏本。
在亏本的情况下，房子持有者只能等待房价上涨弥补亏损。如果没有这些税费和5年的时间限制，这些房子本来可能进入市场流通，现在则沉淀起来，或者出租，或者空置。供应减少，需求不变，房价焉能不涨？
正确的态度是出台各类政策促进房产交易。增加房产供应。1、只要是通过公开竞标形式，土地尽可大量供应，建更多的房子才可能降低价格。2、二手房交易只可“毖后”不可“惩前”。今日制定的政策只能管今日以后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往前追溯。对于已经购房的人，不是限制5年内不准交易，而是鼓励5年内交易，超过5年则征收新出台政策要求的税费。这样，才会在二手房市场出现大量供应，从而降低房价，最终维护穷人的利益，也维护了资本自由的权利。3、政府只建廉租房不建经济适用房。谁有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很多人会通过做假获得资格，而获得廉租屋的权利，就可以筛选掉大部分做假者，毕竟其中获利远不如经济适用房大。4、对于现在争议很热闹的个人集资建房，政策上应该一视同仁，对它的土地需求同等对待，和开发商一样去竞争，建设方式则由个人自由决定，保留这样一个建房选择可以增加供应。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政府常常是问题的制造者，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我们能不能脱出这样的窠臼呢？从房产上的政策来看，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最新的消息是，土地增值税的开征使北京二手房交易一周涨了两成，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税的征收会抬高房价。任何增加交易成本、妨碍交易的政策只会推动房价上涨，懂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能清楚这个道理。困惑的是，竟然一次次违反经济学常识出台了这么多税收政策。
本文出处为周年洋博客：思想的芦苇 http://zhounianyang.blog.sohu.com/
Q币需要央行监管吗？
本博客停顿了一段时间，现在开始重新更新，请网友们多批评。
近一段时期，央行官员放话，要监管Q币、U币等虚拟网络货币；11月16日，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去世。这两件事情让我想到了弗里德曼那本影响广泛的《自由选择》。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才是一个社会繁荣的基础。
弗里德曼1980年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第一次访问中国，1988年第二次访问中国，1993年第三次访问中国，他的自由市场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至少是中国市场经济重要的播种人之一。他欣喜于中国经济的市场走向，但中国的自由选择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获得了足够的尊重。在中国这块弗里德曼投注了热情的土地上，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不是提倡自由选择，而是加强监管。不
相信个人自由选择中贯串的理性、责任和智慧，而总是相信政府监管中蕴涵的权威和强制。
互联网在中国是新兴、国有资本成分最少、意识形态争论最少的行业，这个行业给众多年轻人提供了无数的自由选择机会，有的人在其中找到了创业机会、有的人在其中找到了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娱乐机会，这个行业大大拓展了中国人自由的空间，推动中国人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全球化。
这个领域也就涌动着创新的热潮。网民们为了在网上快捷地进行小额交易发明了Q币、U币等网络虚拟货币。一个上海大学生准备暑假到北京旅游，从网上找到同是大学生的北京网友，支付一定的Q币租住他的宿舍。不必浪费时间和车费跑到邮局或银行去汇款，再付出汇费了。对方也不用去邮局、银行取款浪费时间和车费。这是节省交易成本、有利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创新。正因为如此便捷又节省成本，这种网络虚拟货币迅速扩张。人们用这种虚拟网络货币购买商品、支付下载MP3、瑞星杀毒软件的费用以及给“超女”投票等等。
正当人们为这样的创新欢呼的时候，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酝酿相关的管理办法，要对其进行监管。选择网络虚拟货币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发行这类货币的公司不能足额兑付，个人自然采取法律手段起诉公司，完全可以把这类交易当成正常的商业活动，不违法不追究。
有的人认为，这种交易可能影响金融秩序，所以需要监管。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类网络虚拟货币比拟于食堂的饭票，一个食堂的倒闭会影响金融秩序吗？我们也可以把它比拟于各种电信卡如神州行、如意通等，这类卡的销量可不小吧，都是可以把卡换成人民币的，我没有听说过谁要特意来监管这些电信卡，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它可能影响金融秩序。况且Q币等虚拟网络货币都是小额交易，即使达到几十亿上百亿规模，也未必会影响金融秩序。
这不是Q币本身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前一阵，多年潜行私募基金在股市牛市中浮出水面，经济当局不是让私募基金按其本来的状态自生自灭，而是考虑怎么去监管。私募基金做的是富人的生意，富人有赔得起的资本，只要不低于一定的资金规模或不突破一定人员规模即可。比如美国1940年的要求是，个人最近两年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机构投资者则要求净资产100万美元以上，人数不超过100人。1996年做了一些修正，无需注册的公司投资者人数限制进一步放宽到了500人，投资者的财务要求是必须拥有价值5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证券。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就不必向政府备案。中国人为何老是想到要去监管呢？这些人选择某些私募基金完全是个人自由，赔赚与政府无关，何须政府去监管呢？
只要我们社会中出现什么新事情，跟常规有距离，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政府监管，而不是想到每个人的个人责任。我们需要跳出对政府监管的迷恋，让个人更多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政府该去管它该管的事情，如社保、医疗、教育、治安等，至于自发出现的商业创新活动，如Q币、私募基金等，应该给它们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不要忘记弗里德曼的告诫：“个人的自由选择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本文出处周年洋博客：http://niwota.net/blog/?author_name=justin
最后一剑提升了《夜宴》的思想高度
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容易在文字逻辑的左右下轻率地否定一本小说、一个电视剧或一部电影，因为写一些对作品的判断文字总是容易的，但创作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要付出艰辛的劳作。
现在对《夜宴》评价很多，我看到了不少对其进行简单否定的评论。对于一种文化产品，我们要有多方面的思考角度。首先，不能怀疑资本的非功利目的，也不能怀疑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追求或思想追求，他们或许真的在为中国思考一些问题、在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价值。其次，我们又要看到资本逐利的本能、导演、演员获得更大名声的世俗目的。第三、我们也要从中发现，电影界一次次克服已经呈现出来的弊病的举措。第四、我们还要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沟通中，强势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压力。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从更多方面来理解中国的电影作品，更能显现影评人、文化人的理性和成熟。
如果从深层次的价值角度来看待《夜宴》，你会发现这是一部反思汉民族治乱循环规律的电影。中国从春秋以后大道隐没。此后，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战乱频仍，一个朝代兴起、强盛、衰落、灭亡，朝代更替，无穷无尽。我们看到的是流血、杀伐、阴谋、叛乱，每一个皇帝背后都有一柄无形的剑在运动着。只要一个国家被这种兴乱更替的规则左右着，那么一柄柄刺向皇帝的剑就会无穷无尽，不管是谁当皇帝，一柄觊觎皇位的剑永远存在，操纵那柄剑的，我们可以认为是任何一个有权欲野心的人。《夜宴》结尾的那柄刺进女皇的剑，并没有呈现它的主人，这恰恰提升了《夜宴》对中国历史逻辑思考的深度。
今日的中国似乎不同了，但不同层级的权力部门依然在苦苦争夺，只不过没有那种血腥的杀伐，但其中害怕别人夺取自己权力，采取的一些阴暗做法，并没有脱掉古代官场文化的气息。这种一脉相承的权力文化，如何走向全球大多数国家处理权力的智慧，是我们要思考的。《夜宴》中曲折传达出来的这种思考，隐藏得很深，很多思考深入的人会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恰恰需要文化人来提醒。
在中国，导演的这种曲折表达，早有先例。田壮壮拍《猎场》就是想用成吉思汗在原始掠夺时期制定草原法律维护生态、保存一种秩序，而WEN GE期间，人们在狂热中完全无视法律是制度。他说是“使挺大的劲放了一个小屁。”也许在映象更能影响普通人的今天，这种“使劲放小屁”的做法未必不是一种理性选择。
我要提醒一点的是，在今日“韩流”包围中国电影的时候，如果不再着重画面的漂亮，那就是自己给自己吃票房毒药。《夜宴》在画面的构思、拍摄中充分考虑到了这种潮流的压力，这种尝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只是考虑画面而缺乏情节和思考，那么它就会重新陷入《无极》的闹剧。
采用面具，使整个画面显得神秘和异域气息，这虽然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一般看法有一些距离，但使整个电影带有一些异质的东西，也使画面好看了许多。在太子学艺馆的那场杀伐，嗜血却有一种残酷的形态美。不过，对一个70老者的棍刑，导演也许是想迎合当前观众对残酷美的嗜好，但这种过于商业化的迎合缺乏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思考深度，这样的电影会使幼小的孩子发生思想上的错乱。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崔卫平老师在博客里对这部电影的批评。
有意义的生存
这是一个大话题，但我们可以从切身的角度来谈。
想到这点，源于读钱永祥的《纵欲与虚无之上》。
先抄一段文字：
“在我看来，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尊严系于担当，可是没有怀疑和热情，岂有余地发挥坦坦荡荡的担当？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
我们常常听到“我这一生白活了”的叹息。那么什么样的活法是“白活了”？我以为为了喂饱自己一生被迫地去劳作，应该算是一种；在度过自己的生存时间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存，也算一种。这两种活法中，一种是在痛苦中但没有意识到痛苦对于生活的意义所在，一种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痛苦，在喂饱之后再也没有其他的不满足。
在今日中国，那些在土地上讨食的农民可算第一种，而在城市中奔忙生计的一部分人，算第二种。
“不白活”或说“有意义的生存”，有两个要点，随时意识到自己在生存，知道因生命的荒谬而带来的悲剧感；在维持人体物质上存活以后，追求跟物质无关的兴趣，在非功利的兴趣中（一种视之为生命的游戏项目、探索世界奥秘的不竭激情、对人性复杂性的热切等等）享受人生的乐趣，更高的境界则是上升为一种信仰，在与佛、神、上帝的沟通中获得一种非功利的愉悦。
有意义的生存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与教育的程度并不完全重合，但跟教育有一定的联系。关键是非功利、有身心的愉悦和无止境地追求，有了这三条，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太也可能是有意义的生存，比如一个爱凑热闹的老太太，对热闹乐此不疲，从中获得愉悦，并且永远充满激情；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他总是在忙于获得喂饱自己的生计中，从没有一种非功利的兴趣，那他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还可能是一种无意义的生存。
无意义的生存，让大家愁眉紧缩，有意义的生存，让人们两眼放光。
购书和十一阅读计划
减少一份工作，自由的时间大大增加，重新燃起读书的激情，加上思想上的转向，买书和读书的热情更是高涨。
昨日偷闲，心里想到的是到几个书店去诳一趟，考虑时间和地点远近，先去了中国社科院的社科书店，主要是买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爱这个世界》，也希望能买到她的《论人的条件》，很遗憾，一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浏览了半天，为了不白跑一趟，买了《美国总统经济史》，这本书写到了克林顿，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一本《如何改变世界》，讲的是一种有别于商业企业家的社会企业家，他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推动一些事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不过瘾，记得大望路的SOHO现代城有一个叫“光合作用”的书店，书的品味很高，装修也很舒适，便坐上地铁到了大望路。已经饥肠辘辘，看见书店旁边的DQ店，进去买了一中杯的“暴风雪”新品红莓芝士松糕。拿着这杯暴风雪，进了“光合作用”，一边找书，一边喂饱自己，真是享受。
我在这里买了《纵欲与虚无之上》（钱永祥著）（很多人讲伯林时，总会提到这本书，似乎看问题的深度超过一般人。）、《历史、政治和公民权：阿伦特传》（从思想角度叙述阿伦特的一本传记，对于了解阿伦特的思想是很好的入门书了，也算满足了诳书店的初衷。）、《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钱满素著，钱是一个学问扎实、价值中立的学者，她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梳理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一家之言，不会因为中国背景而歪曲自由思想本来的面目的。）《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著，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对蒋有详细的介绍，当年的著名历史学者和政治强人，是本人的前辈老乡，他最好的历史著述就是这本书，开启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看看他的座右铭就可见他的气魄：“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该打倒，我们要作事。——吃苦要做事，捱骂要做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其实想买的书很多，但书价太快，而且这些有店面的书店不像网上书店，基本上不打折。我诳书店一个目的是享受在书林中漫步的乐趣，另一个目的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再到网上书店去下单买进，以尽量少的钱买更多的书。
很快就到“十一”假期，我要趁这个连续休假一周的机会，把一些已经看了开头的书读完。这些书，有的是为了完成一些现实的写作任务，有的是为了解除思想上的困惑，有的则是为了学术上的打基础，还有的就是一种兴趣，所谓修身养性而已。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深刻而切中时弊的论述，对于如何向现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一些清醒的认识，但并不放弃。我已经阅读过半，主要是想以此书观点为本解读滨海新区的开放开放的可能性以及努力的方向，写一系列论述文章。
戴维.亨德森《欢乐的经济学》，好朋友王志毅的翻译著作，这是继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之后写的同一类好书，用的是一些新时期的例子。我想就此书写一篇书评。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已经通读一遍，但对于在现代中国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还有困惑，有必要再读其中的相关章节以解除我的疑问。
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掌门人之一的名著，以前一直想读，但读得浮光掠影，根本不能理解其精髓。作为我读经典计划的第一本书，我要建立一个阅读模式，如何读？如何把理解之后的东西总结出来？同时如何针对当前的一些现象做出一些对接性的分析？
崔卫平《积极生活》，这本书的一些文章给我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是我很久都没有获得的一种体验，她不遗余力地引入了哈维尔、阿伦特和亚当·米奇尼克三个人的思想，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思想贡献。她把自己对这些人思想的理解渗透到对中国现实事件的解读之中。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我当前能找到阿伦特的惟一著作，不能只吃别人嚼过的思想，要自己去咀嚼这些思想。这本书在阿伦特思想中的价值当然远不如《论极权主义的起源》、《论人的条件》了，总可以聊胜于无。苹果好吃不好吃，先吃一口再说吧。
吉姆.罗杰斯《风险投资家环球游记》，我翻译过吉姆的网站，当时他也授权给我，可惜我的合作方梁晶工作室因担心其中的政治倾向而无法出版，致使我差不多30多万字的翻译变成了无效劳动，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提起吉姆.罗杰斯我就会痛苦难受，但时间让我淡化了这样的痛苦，而且通过这件事情，我学会了如何避免跟不良商人打交道。我已经平和了。我为了找到投资的感觉，也为了获得一些丰富的事实，我还是要把这本书的中文版拿来作为闲书消遣。
罗列的书还真不少，但愿不会眼大嘴小。
分担自己的那份责任
28日是作为《财经时报》员工最后一次去办公室，完成我最后一期的评论版面。已经有了替代我的人，我只是负责编辑稿件，做版的工作已经交付接替者了，但我形式上还是责任编辑。按照善始善终的原则，按照合同条文的约定，我必须尽职尽责地完成这最后一期版面，就是形式也好，也要完成这个形式，用我们党的口号说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按规矩办事，这是所有文明人遵守的基本原则，这种大家认同的原则，我认为一定要遵守。
也许你所在的单位做起事情来，不讲原则，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不能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那意味着你同流合污，那意味着你要在未来的回忆中，分担失信带来的一份责任。
在现实社会中，中国人总是把一些过错推给别人，比如 Wen Ge ,比如今日的腐败环境，总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总把错误推给别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恶习，这种恶习自然延续到今日，且有加深的趋势。如果发生了一件伤害整个社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能把责任推给某个人。
正确的态度是，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每个人要为这份责任付出一定的代价，至少应该忏悔，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这个社会会永远在推卸责任中，进入一派打倒另一派的陷阱里，这样的中国，不是在社会动乱中就是在精神分裂中分崩离析，但谁愿意看到这样悲惨的局面呢？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每个人在处理一件事情时，按照大家公认的规矩去做事，不能因为别人不守规矩，就找到自己不守规矩的理由。用自己的一份诚信谦卑地构建整个社会的诚信，也许杯水车薪，但只要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发生转折，从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每个人温和而坚韧地建设中国，中国才会进入一个常态社会。
也许我这种做法太煞有介事，也许有故意抬高自己之嫌，但如果你看到了中国深层的危机，你会认同我这种点滴积累形成潮流的做法。
我按照规矩，形式上完成版面，我也按照合同约定，办好一切财物的交接手续，按照离职的手续走一遍程序。离职手续拿到手时，我达到了我的承诺。中规中矩，善始善终。一切善良的人，都会从我这里得到一点讲规矩的暗示吧。
我终于可以平和地走出办公室大门了，如果有什么遗憾和不快，已经不是我，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某些人吧。
但我知道，《财经时报》不能做到按规矩办事，我已经给我约稿的作者发送了一封致歉信，回信的学者都理解我，也宽谅了我。但我还是要完成自己的职责。我会讨债讨到最终的老板那里去。
有多少考试不是在浪费我们的金钱？
停止学车两个月后，我重新选了一位叫张希云的教练。这位教练一见面就让你喜欢，是性情上与我合得来的人。他用了1小时就让我学会了贴库，而这是让我犯怯的项目，后面的移库和倒库都以他特殊的教学技巧让我学会了。虽然因为我自身条件，不是那么娴熟，但在他的教授下，我至少学会了，也有了自信。
现在曲线驾驶、直角拐弯、百米加减挡、单边桥、限速门、共同起伏、连续障碍物（俗名叫过井盖）都学完了，还剩下两个项目。张希云教练跟据我的情况因材施教，他把每一个项目的要领讲解给我听，并要我用文字写下来，让我去理解和领悟。说真的，这招对我是太管用了。
随着项目学得越来越多，我对这些考试项目越来越怀疑。对于一个司机来说，重要的是能开车上路，至于过6个井盖、百米加减挡、倒库、移库，学完后，在现实中能用上几次呢？拿这些带有技巧性的项目来考试我们这些驾校学生，就像一个还不会游泳的人就要求他去做高台跳水一样，那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外，有一点意义吗？
据这位张教练说，从驾校里拿到证书的人，从驾校里出来70％的人不会开车，还得重新找陪练。本来，这些学生花了不少金钱和大量宝贵的时间，应该一出校门就可以开车上路了，现在练了58个小时，通过了所有考试但还是不能实地上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上路练习太少了，而那些所谓技巧性的项目太多了。虽然现在嚷嚷着说要改革，但要真正实行改革比如说废除倒库、移库之类的项目，还不知要等多少年。
想起我们有生以来的各种考试，比如说英语4、6级考试，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很多人除了拿到一纸证书外，都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有的连起码的阅读和翻译都不会。还有一些计算机的考试，现实中早就不用那些东西了，而什么资格考试照考不误。除了得一纸证书，什么也得不到，徒耗钱财和时间。
在今天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强制性的考试，不是在浪费老百姓的金钱呢？为什么这些考试如此没有实质用处，却改革艰难？人们还蜂拥参加呢？表面看来，不可思议。
这些强制性的考试多数出于国家的统一要求，这些考试内容的确定有多少来自实际的需求，只有鬼才知道，也许不少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吧。而要反对他们，他们会以专家的派头压人，或者以国家的强制力让你臣服。就是你想反对，你到哪里去找渠道呢？他们是一个抽象物，他们的名字从来就是“国家”，我们从来就找不到他们的行踪，也许，实际上，就是几个借着“国家”的威名行使个人意志的几个家伙而已。他们除了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还以教材或其他形式直接收取其中的垄断暴利。也因此，就是有了改革的要求，他们也可以一推再推，往后延迟。
对于任何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一些无用考试，我们只能忍受，而找不到相应的沟通渠道，这是今日中国人最痛苦的事情。对于这些考试，我们能做什么？哈维尔的”living in truth”（在真实中生活）那就太重要了。为了拒绝那样的考试，我宁愿不要那个所谓中级或高级职称。为了拒绝那样的无聊考试，可以让教练只教你行车时有用的东西，不参加考试，到小城市买一个驾照来用。
说白了，我们的许多考试，不是真要你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而是一种“你服不服”的社会暴力，它从政治集团中延伸出来，渗透到百姓生活中去，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在这种普通生活的强化中，“你服不服”的压迫进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面对任何强制性的压迫时，毫无意识地承认“我服”，这一切软化了中国人的血性，相对来说，强化了强权者的力量。
遵循良知的声音
接触了不少朋友，他们在各行各业谋生，但大家都感到周围环境越来越恶劣，高校的，不学无术，谁搞钱的能力强，谁学问就好，教职就高；经商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投资环境越来越差，应付不了的大盖帽，应付不了的各种罚单；做媒体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尊严感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大家都在忍受，就是委曲求全也依然如故。没有几个人能真实面对自己，过真实的生活，忍受不了，就不忍受了，不愿意过了，就不过了…..，如果大家都这样过真实的生活，我想那些看似凶猛的老虎其实未必真有老虎的爪牙，只不过是“纸老虎”而已，或者看似铜墙铁壁的障碍其实一层窗户纸而已，一捅就破。
当我看到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张德丽，为了遵循内心良知的声音，不愿被医疗界那种不顾病人利益大赚其钱的大潮所裹胁，愤而辞职时，我感到普通人过真实生活的强烈意愿。作为一个护士离开自己心爱而且付出心血多年的职业，从以往的道理来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自己似乎也不道德。我知道，很多人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宁愿自己心灵上跪下也要维持这种所谓的职业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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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s/p/2006-09-21/182211070550.shtml
但我认为，坚守职责固然重要，但如果这种坚守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助纣为虐的后果时，这样的坚守还有必要。比如，这个张德丽护士，她如果要坚守职责，她在意愿创收的压力下，只能通过给本来贫穷的白血病孩子开各种无用的检查项目，开各种昂贵但没有更好疗效的药品，那无疑是对病患的伤害甚至雪上加霜。一个编辑为了坚守自己的职位，明明知道自己所在的媒体不守信用，许诺要给作者的稿费根本就不会发放，戕害作者的利益，使一个本来要尽公共责任的媒体自己变成没有信用的单位，从而产生放大效应，对社会的诚信带来沉重打击，这样的职位还要坚守吗？如果因为你的坚守，使更多人受害，那么这种坚守是迂腐的，如果每个人都听从内心的常识，过真实的生活，那么那些伤害个人和公众的行为就会因为每个人的抵制而慢慢减少，社会恰恰会在这种过真实生活的行动中，从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
今日中国的各行各业，作为普通人真的很脆弱，因为这样一种内心的脆弱而甘愿忍受很多肉体上、精神上的屈辱，越害怕越忍受，当大家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就是一只纸老虎都能把一批强健的人压迫得服服帖帖。超越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眼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个人过真实的生活。当你的工作和行动，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损害社会或周围人利益的时候，而且这种损害只会加剧不会减少，最后也会伤害到你自己的时候，这时，就应该听从真实生活的召唤，离开，并在适当的时候，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本身就是力量，让看到的人获得力量，让伤害别人的组织或公司感到压力。
也许，这样的行动，就会让更多人响应内心的良知，正视自己的真实生活，而那些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组织，也许在语言的压力下回归正轨，遵循普遍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