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话题，但我们可以从切身的角度来谈。
想到这点，源于读钱永祥的《纵欲与虚无之上》。
先抄一段文字：
“在我看来，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尊严系于担当，可是没有怀疑和热情，岂有余地发挥坦坦荡荡的担当？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
我们常常听到“我这一生白活了”的叹息。那么什么样的活法是“白活了”？我以为为了喂饱自己一生被迫地去劳作，应该算是一种；在度过自己的生存时间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存，也算一种。这两种活法中，一种是在痛苦中但没有意识到痛苦对于生活的意义所在，一种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痛苦，在喂饱之后再也没有其他的不满足。
在今日中国，那些在土地上讨食的农民可算第一种，而在城市中奔忙生计的一部分人，算第二种。
“不白活”或说“有意义的生存”，有两个要点，随时意识到自己在生存，知道因生命的荒谬而带来的悲剧感；在维持人体物质上存活以后，追求跟物质无关的兴趣，在非功利的兴趣中（一种视之为生命的游戏项目、探索世界奥秘的不竭激情、对人性复杂性的热切等等）享受人生的乐趣，更高的境界则是上升为一种信仰，在与佛、神、上帝的沟通中获得一种非功利的愉悦。
有意义的生存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与教育的程度并不完全重合，但跟教育有一定的联系。关键是非功利、有身心的愉悦和无止境地追求，有了这三条，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太也可能是有意义的生存，比如一个爱凑热闹的老太太，对热闹乐此不疲，从中获得愉悦，并且永远充满激情；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他总是在忙于获得喂饱自己的生计中，从没有一种非功利的兴趣，那他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还可能是一种无意义的生存。
无意义的生存，让大家愁眉紧缩，有意义的生存，让人们两眼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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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是作为《财经时报》员工最后一次去办公室，完成我最后一期的评论版面。已经有了替代我的人，我只是负责编辑稿件，做版的工作已经交付接替者了，但我形式上还是责任编辑。按照善始善终的原则，按照合同条文的约定，我必须尽职尽责地完成这最后一期版面，就是形式也好，也要完成这个形式，用我们党的口号说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按规矩办事，这是所有文明人遵守的基本原则，这种大家认同的原则，我认为一定要遵守。
也许你所在的单位做起事情来，不讲原则，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不能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那意味着你同流合污，那意味着你要在未来的回忆中，分担失信带来的一份责任。
在现实社会中，中国人总是把一些过错推给别人，比如 Wen Ge ,比如今日的腐败环境，总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总把错误推给别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恶习，这种恶习自然延续到今日，且有加深的趋势。如果发生了一件伤害整个社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能把责任推给某个人。
正确的态度是，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每个人要为这份责任付出一定的代价，至少应该忏悔，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这个社会会永远在推卸责任中，进入一派打倒另一派的陷阱里，这样的中国，不是在社会动乱中就是在精神分裂中分崩离析，但谁愿意看到这样悲惨的局面呢？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每个人在处理一件事情时，按照大家公认的规矩去做事，不能因为别人不守规矩，就找到自己不守规矩的理由。用自己的一份诚信谦卑地构建整个社会的诚信，也许杯水车薪，但只要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发生转折，从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每个人温和而坚韧地建设中国，中国才会进入一个常态社会。
也许我这种做法太煞有介事，也许有故意抬高自己之嫌，但如果你看到了中国深层的危机，你会认同我这种点滴积累形成潮流的做法。
我按照规矩，形式上完成版面，我也按照合同约定，办好一切财物的交接手续，按照离职的手续走一遍程序。离职手续拿到手时，我达到了我的承诺。中规中矩，善始善终。一切善良的人，都会从我这里得到一点讲规矩的暗示吧。
我终于可以平和地走出办公室大门了，如果有什么遗憾和不快，已经不是我，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的某些人吧。
但我知道，《财经时报》不能做到按规矩办事，我已经给我约稿的作者发送了一封致歉信，回信的学者都理解我，也宽谅了我。但我还是要完成自己的职责。我会讨债讨到最终的老板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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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学车两个月后，我重新选了一位叫张希云的教练。这位教练一见面就让你喜欢，是性情上与我合得来的人。他用了1小时就让我学会了贴库，而这是让我犯怯的项目，后面的移库和倒库都以他特殊的教学技巧让我学会了。虽然因为我自身条件，不是那么娴熟，但在他的教授下，我至少学会了，也有了自信。
现在曲线驾驶、直角拐弯、百米加减挡、单边桥、限速门、共同起伏、连续障碍物（俗名叫过井盖）都学完了，还剩下两个项目。张希云教练跟据我的情况因材施教，他把每一个项目的要领讲解给我听，并要我用文字写下来，让我去理解和领悟。说真的，这招对我是太管用了。
随着项目学得越来越多，我对这些考试项目越来越怀疑。对于一个司机来说，重要的是能开车上路，至于过6个井盖、百米加减挡、倒库、移库，学完后，在现实中能用上几次呢？拿这些带有技巧性的项目来考试我们这些驾校学生，就像一个还不会游泳的人就要求他去做高台跳水一样，那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外，有一点意义吗？
据这位张教练说，从驾校里拿到证书的人，从驾校里出来70％的人不会开车，还得重新找陪练。本来，这些学生花了不少金钱和大量宝贵的时间，应该一出校门就可以开车上路了，现在练了58个小时，通过了所有考试但还是不能实地上路，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上路练习太少了，而那些所谓技巧性的项目太多了。虽然现在嚷嚷着说要改革，但要真正实行改革比如说废除倒库、移库之类的项目，还不知要等多少年。
想起我们有生以来的各种考试，比如说英语4、6级考试，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很多人除了拿到一纸证书外，都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有的连起码的阅读和翻译都不会。还有一些计算机的考试，现实中早就不用那些东西了，而什么资格考试照考不误。除了得一纸证书，什么也得不到，徒耗钱财和时间。
在今天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强制性的考试，不是在浪费老百姓的金钱呢？为什么这些考试如此没有实质用处，却改革艰难？人们还蜂拥参加呢？表面看来，不可思议。
这些强制性的考试多数出于国家的统一要求，这些考试内容的确定有多少来自实际的需求，只有鬼才知道，也许不少是闭门造车的结果吧。而要反对他们，他们会以专家的派头压人，或者以国家的强制力让你臣服。就是你想反对，你到哪里去找渠道呢？他们是一个抽象物，他们的名字从来就是“国家”，我们从来就找不到他们的行踪，也许，实际上，就是几个借着“国家”的威名行使个人意志的几个家伙而已。他们除了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们还以教材或其他形式直接收取其中的垄断暴利。也因此，就是有了改革的要求，他们也可以一推再推，往后延迟。
对于任何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一些无用考试，我们只能忍受，而找不到相应的沟通渠道，这是今日中国人最痛苦的事情。对于这些考试，我们能做什么？哈维尔的”living in truth”（在真实中生活）那就太重要了。为了拒绝那样的考试，我宁愿不要那个所谓中级或高级职称。为了拒绝那样的无聊考试，可以让教练只教你行车时有用的东西，不参加考试，到小城市买一个驾照来用。
说白了，我们的许多考试，不是真要你掌握什么知识和技能，而是一种“你服不服”的社会暴力，它从政治集团中延伸出来，渗透到百姓生活中去，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在这种普通生活的强化中，“你服不服”的压迫进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中国人面对任何强制性的压迫时，毫无意识地承认“我服”，这一切软化了中国人的血性，相对来说，强化了强权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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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了不少朋友，他们在各行各业谋生，但大家都感到周围环境越来越恶劣，高校的，不学无术，谁搞钱的能力强，谁学问就好，教职就高；经商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投资环境越来越差，应付不了的大盖帽，应付不了的各种罚单；做媒体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尊严感越来越少……。为了生存，大家都在忍受，就是委曲求全也依然如故。没有几个人能真实面对自己，过真实的生活，忍受不了，就不忍受了，不愿意过了，就不过了…..，如果大家都这样过真实的生活，我想那些看似凶猛的老虎其实未必真有老虎的爪牙，只不过是“纸老虎”而已，或者看似铜墙铁壁的障碍其实一层窗户纸而已，一捅就破。
当我看到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张德丽，为了遵循内心良知的声音，不愿被医疗界那种不顾病人利益大赚其钱的大潮所裹胁，愤而辞职时，我感到普通人过真实生活的强烈意愿。作为一个护士离开自己心爱而且付出心血多年的职业，从以往的道理来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自己似乎也不道德。我知道，很多人会抱着这样的心态，宁愿自己心灵上跪下也要维持这种所谓的职业尊严。
相关新闻链接：
http://news.sina.com.cn/s/p/2006-09-21/182211070550.shtml
但我认为，坚守职责固然重要，但如果这种坚守实质上变成了一种助纣为虐的后果时，这样的坚守还有必要。比如，这个张德丽护士，她如果要坚守职责，她在意愿创收的压力下，只能通过给本来贫穷的白血病孩子开各种无用的检查项目，开各种昂贵但没有更好疗效的药品，那无疑是对病患的伤害甚至雪上加霜。一个编辑为了坚守自己的职位，明明知道自己所在的媒体不守信用，许诺要给作者的稿费根本就不会发放，戕害作者的利益，使一个本来要尽公共责任的媒体自己变成没有信用的单位，从而产生放大效应，对社会的诚信带来沉重打击，这样的职位还要坚守吗？如果因为你的坚守，使更多人受害，那么这种坚守是迂腐的，如果每个人都听从内心的常识，过真实的生活，那么那些伤害个人和公众的行为就会因为每个人的抵制而慢慢减少，社会恰恰会在这种过真实生活的行动中，从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
今日中国的各行各业，作为普通人真的很脆弱，因为这样一种内心的脆弱而甘愿忍受很多肉体上、精神上的屈辱，越害怕越忍受，当大家都怀着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就是一只纸老虎都能把一批强健的人压迫得服服帖帖。超越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眼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个人过真实的生活。当你的工作和行动，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损害社会或周围人利益的时候，而且这种损害只会加剧不会减少，最后也会伤害到你自己的时候，这时，就应该听从真实生活的召唤，离开，并在适当的时候，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本身就是力量，让看到的人获得力量，让伤害别人的组织或公司感到压力。
也许，这样的行动，就会让更多人响应内心的良知，正视自己的真实生活，而那些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组织，也许在语言的压力下回归正轨，遵循普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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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周末的19点左右，东关以东通胡路的堵车风景给所有驾车的司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次超乎常理的堵车中，作为通胡大街附近的居民，在施工中被剥夺了路权。
我先把我今晚堵车的经过在这里记录下来，如果报道北京的报纸（《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北京信报》等）记者有幸看到的话，可以把下面的文字作为你报道的材料。
母亲和妹妹来京差不多一月了，已经怀孕8个月的妻子想周末到饭店改善伙食，我们6点左右到达新华大街的大鸭梨烤鸭店，吃完出来时差不多7点，东关大桥以西路段都很畅通，但过了东关大桥就开始堵车。
母亲和妹妹本来就惧怕坐车，这一堵差点要晕车了，只得中途下车，走3公里回到家里。妻子开车，只想早点回家躺着休息，但车流纹丝不动，我们在车里急得不行。我们只得该行通往月亮城堡的道路。穿越月亮城堡，行在耿庄通往通胡大街的道路，没有想到，这里一样大堵车，这边的车流和通胡大街的车流绞在一起，两股车流谁也不让谁。
我为了了解情况，下车跑到前面一看才知道，造成堵车的始作甬者是那辆挖掘机，它正在通胡大街中心施工，把道路上的土挖到翻斗车中去，全然不顾如此多的车因为它的施工而堵得死死的，看不出一丝给这些车流让路的意思。在一个丁子路口，挖掘机就在三路交叉的中心，三方车流堵在一起，整个丁字路口乱得一塌糊涂。
妻子怀着大肚子还开着车，非常难受，我还在学车之中，根本不敢代劳，急得直想骂娘。看着这个情形，今晚未必能从这个地方开车回到1公里外的家里去。只得掉头另想办法。记得运潮减河的河沿有一条林荫小道，便想从那里穿过去。但今天似乎是碰见了鬼，这条小路也修路，过去的道路被施工车赌住了。我知道的道路都已经走了一遍了，今天要回到武夷花园的家，看来插翅难飞了。
我们都有点泄气了。准备回北京市里那个小家了，但又担心回去的母亲和妹妹没有带开门的钥匙。这种焦急、无助、无奈和气愤的心情会很长一段时间让人堵心。
最后在一个好心的黑车司机指点下，我们借道京哈高速从胡各庄出口，重新从最东头回到通胡大街，才回到武夷花园的家里。那时已经是差不多晚上9点了。而这样路程，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只需要10分钟，却耗费了我们2个小时。
据我了解，通州可能成为北京市政府未来的行政处所，通州的诸多道路将重新规划，现有的道路将会拓宽。通胡大街作为长安街的延长线，正在拓宽为6车道的高等级公路，作为这条道上的居民自然是乐见的喜事。但是目的正确并不意味不择手段。
这些道路在施工的过程中，这里的居民还要生活，还要出行，必得在考虑完成施工任务的同时首先想到不要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实在没有办法，也要有相应的措施来缓解。记得西直门二环断桥时，北京市政府通过短信告知北京所有手机的用户，要他们在断桥期间绕行。这样的措施很得力，施工进行顺利，居民出行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通胡大街的施工为何不能借鉴市政府的做法，提前告知挡路施工的信息呢？害得那么多居民浪费时间，承受痛苦。难道一个区政府的行政水平就不如市政府吗？
我希望，如果政府行政或者政府有管理职责的地方，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到公民生活的权利，不能因为是在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可以罔顾公民的权利。在北京今天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有太多的工程要建，有太多的建筑、道路和设施是为了改善当地百姓的福利的时候，更要想到，任何时候人是目的，不能认为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
当许多行为明显在降低老百姓福利，在损害当地居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时候，作为行政的政府官员要反思，作为受到损害的普通百姓要有行动，起码像我这样记录下来，言说也是一种参与改善公共生活的重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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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我在《财经时报》只能忍耐一年，这是我去年7月底到《财经时报》时没有预料到的。是我忍耐性越来越差，还是媒体环境越来越严酷？在这个单位的最大遗憾是为了工作，耽误了最后陪伴父亲的时光，没能和父亲说上最后一句话，这是我一生中永远的痛。如此大的损失，换来的结果却并不让人愉悦，我们为了一个饭碗为何要牺牲那么多呢？值得吗？
我严格按照合同要求提前一个月递交辞职报告，我于9月1日提出，今天正式获准，为《财经时报》服务还余下两周时间。
对于和公司Bye bye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少苦水和怨言，不然不会好端端地自砸饭碗。毕竟这个年代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饭碗不容易。虽说我到这个地方来，起初带有救火的性质。但做着做着就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了，自己身上那种所谓知识分子使命感的东西就出来了。
我以“言扬”的网名编辑稿件和撰写文章。我策划的《知识分子与市场》、《农地私有化专题》、《股改成功的标志》、《产能过剩危中寻机》、《探寻改革前路》等专题，至今还被一些朋友津津乐道。同时撰写的《市场成就知识分子》、《倾听狗的叫声》、《给农民完整的产权》、《农村社保不能依赖孝道》、《国民待遇：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让国人分享垄断利润》、《人人有产是稳定的前提》、《给创业企业更多融资渠道》等等，有的文章依然被一些朋友提及。
“媒体编辑”在许纪霖的书中，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今日复杂转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要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我这个业余人士可以讲清楚的，但是作为媒体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的学术编辑，我知道这个角色该发挥什么作用的？那就是给读者普世的价值观念，为读者挡住那些脱离时代带着腐朽气息的观念、或者背后是利益却戴着真理的面具出现论点。
当然，这种做法，会让一些人士感到气愤，我凭什么为读者选择？我怎么可能有那份能耐？简单说，这就是一份报纸言论版的立场。如果更深入一点说，那就是在中国今日的国土上，有一些迎合30年前的言论可以畅通无阻地在报刊上发表，虽然这些言论已经腐朽或陈旧，由于每个人都受到他幼年教育的影响，这样的言论被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接受，而实质上除了发泄不满和满足一种怀旧情绪外，于事无补，于己无益。不过，这样言论总是政治上正确的，怎样大声说，都不会受到官方的压力，因为它的背后站着那批受那种教育出生的人的支持。
有独立思考的人，看到了这一点。社会的推进不能依靠一种破坏性的情绪，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建设，需要的是把社会和人类导向正确方向的思考。可惜的是，这样的思考总被赋予以前的一些大帽子，比如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卖国贼、颠覆国家，在一些大帽子的压力下，很多人不再思考，或者自动阉割。讲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话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媒体空间，而我确立的立场就是把评论版作为他们发言的舞台。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我做到这样的目标。
很多人看到我的标题，也许指望我讲一些关于《财经时报》的八卦新闻，不是没有，我也不是不想讲。但考虑到我有那么多朋友还要靠它生存，考虑到中国媒体生存环境的恶劣，我就没有必要在这个虽然是私人环境却可能产生公众效应的地方说太多了。
我所以要写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想告诉曾经给我稿件支持的学者和朋友，如果要讨稿费，请直接给行政部门或总编们打电话问询。我几个月来的努力，已经把一些知名作者的稿费讨到了4月底，当然其他人就不知道了，我是没有办法才采取这样的策略。我知道我没有完全尽到一个编辑应该尽到的对作者的职责。但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作者负责的，不然，我依然可以继续在那个位置上混钱，何必砸了自己的饭碗呢？当管经营的领导对你说：“我手头没有钱发稿费。”我能怎样呢？我只能理解，只能请诸位作者耐心等待，多打电话，多沟通。人家也没有说不给，不是吗？“体谅一下媒体的艰难吧！”我也只能体谅，我没辙，不要总找我个人讨啊！我也努力吧。
作为财经类的媒体，每天报道的都是企业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但我经历的不少媒体，似乎只看见别人的脸黑没有看到自己的脸黑，媒体作为一个企业，也同样需要很高的管理水平，但各个媒体的领导回去反省一下，自己作为一个组织的管理水平是不是比民企还差呢？管理混乱，做事毫无程序，薪酬体系、职位升迁体系难以做到名实相符，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真才实学、真正做事的人，在一个混乱的激励体制下，由于庸才到获得更多实惠，他们受到的是一种侮辱，感受到的是嘲讽，“你做得再好，你不是在报酬上还不如我，让你能！”，媒体朋友是不是会感到这其中的讥笑呢？当一个资深编辑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只因为管理不力，在股权激励计划中只拿到100股股票，跟新来的记者一样时，这样一种侮辱会多么严重地伤害他？那跟抽他一记耳光有什么区别，能指望他在这个地方继续专业地呆下去吗？
现在很多作者为报刊写文章，但在稿费的拖欠似乎成了报刊惯例时，作者们竟然不敢理直气壮为自己辛苦撰写出来的文章讨要稿费，而编辑们有时候也不敢据理力争。作者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怎么做？一个专业的编辑要如何体现自己的专业，读读下面这封邮件吧。这是我的老师兼朋友，也是我的作者之一写给我的，因为是私人邮件，就不写出他的名字了。
“你离开这个机构，应当说是对的。要不，你会失去很多的朋友。大家写作不一定为了稿费，但稿费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不一定多么地高，但一定要有。至少，我的心理状况就是这样的。除非事先说好，朋友帮忙，写个稿件没有稿费，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事情我做了不知多少了。正常情况，特别是你事先告诉大家稿费情况如何，这就等于是一个要约，只要不按照其办，大家会认为你失信，而不是这张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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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新浪博客的开栏语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在国外的“你我他”网站上写我的博客，但是近来阅读的两本书：《积极生活》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讲》，让我感到一种责任，也许是内心久远的冲动，我需要更多地面对本土上的人说话。
虽然不能像国外那么直接，可能说起话来要讲究技巧，要蜿蜒曲折，但这个用网络交流的时代，言说就是一种行动。不敢说，我说的话，有多重要，但我希望我独立思考的精神垃圾也能有益于理性思考的人们，成为他们继续思考的桥梁。在观点的竞争市场中获得一定的竞争力。
为了成为种植鲜花绿草的肥料，我今日开始把我的精神垃圾站，也就是大家称之为博客的东西转移到新浪博客里来，希望原来的朋友不怕麻烦，也一同过来督促我每天去努力思考，接近世界的真实和中国的真实。
http://blog.sina.com.cn/u/125444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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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袁铭良先生在MSN上抱怨我懒惰，因为我的博客总是缺少更新，我接受他的批评。不过，最近一段还是很难频繁更新。两本书等着我呢。
《查尔斯.庞氏金融传奇》老婆大着肚子翻译了初稿，剩下的活就交给我了。我好不容易挤出几天整时间对译稿进行校对，140页文字已经到了115页了，胜利在望。这是一本为骗子做传的书，很多人的疑问是为何要为一个骗子做传？该不会是因为庞氏这个骗子太有名吧？当然不是，这个原因，我这里卖个关子，下次写译者前言时，先在这里发出来。
去年翻译的《操纵金钱》，好像销量不错，编辑告诉我要重印了，我很高兴。不过，不是因为可以赚钱，我是一分钱也赚不了了，我高兴是因为可以改变其中一个看着就让我汗颜的错误。那就是“carry trade ”的翻译，正确的翻译叫做“利率差额交易”或“息差交易”。
我今天在一个小会上提到前两天拜访马立诚先生，不想一个从事IT业的编辑，当场就说，马先生是汉奸。我第一次正面听到有人如此轻率地对人使用如此严重侮辱人的言辞，深为震惊。“怎么能对一个人随便使用这个词呢？”我抑制着愤怒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晚上看了马先生的《对日关系新思维》，我觉得这样理性的思考是所有受过高等教育人的起码品质啊！
“我可以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国人离这样的精神还有多远？
我心中有一点惶恐，有一点悲哀，有一点无奈！唉，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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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型以后，我很长时间无话可说，这个博客就被空白占领，那也意味着生活毫无痕迹。
投资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要经历冲动、兴奋、怀疑、沮丧、等待、恐惧、贪婪等各种心理过程，可谓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而这些过程又都只能自己孤独承受。其实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家是需要具备非常强健的心理和体魄的。
无话可说的日子读《80年代访谈录》，
重温80年代那些人的精神追求、思维和情感模式，阿城、李陀、陈平原、甘阳等的叙述让我回到20年前的兴奋莫名的岁月。那时为了追求新知主要是西方哲学，可以通宵达旦读书，为了交流读书感受甚至骑自行车翻山越岭找同学或同好去聊天。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却活的很充实。
对比于80年代，很多人失落，这本书访谈的人一概对现在的中国悲观。这不是一件好事。这些在思想意识方面都很超前的人，可谓中国人最敏锐的器官，他们如此共同的感受，让人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中国80年代的人经过一次广场的硬着陆，本来可以自然演化发展出一种精神的支撑，但是硬着陆生生把这种支撑给打碎了。其痛苦，我曾经在一篇《90年代中国文人转型》中做过一些叙述。
一个方面那批80年代人显得有点孤芳自赏，因为80年代的人没有留下可以传世的成果，今天的怀旧显得有点自大，但实际上是因为被政治运动扼杀了；另一个方面，那时的热情没有完全融入生活，没有对日常生活进行长久的夯实，那种精神并没有进入社会层面，所以今日我们只看到了大家对物欲的追逐，看不到追逐背后的一流精神素质。个人和社会都因为一次非常规的运动而枯萎和贫瘠。
我很惊讶的是，这批80年代的灵魂对真实的精确把握，阿城一句话几乎让我觉得，不必再听那些关于改革的废话了。“我们根本没有商业，我们现在是抢，是夺，只是有的人抢得多，有的人抢得少，大部分人没能力抢。……中国还没有商业，只是权力释放一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迂回曲折，就去把释放出的资源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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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把在车上、厕上、枕上的业余时间给了经济学著作，随着时日推移，慢慢发现，经济学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解释了现实中的经济现象，或者是推出了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理论，并不能增加你对世界的更多了解。
作为一个经济学读者，突然发现经济学对自己并无实质性的增益。用经济学理论看待经济现象，可能有一些好玩的解释，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从形而下来说，并不能让你增加实际上的收益，从形而上来说，也不能解决人生的困惑。对于我这个从哲学背景中走出来的经济学读者，我慢慢觉得，要说好玩，经济学不如哲学，要说通透，经济学也不如哲学。既然这样，我何必用那么宝贵的时间去读经济学。
所以我从形而上层面重新回到哲学，看休谟《人性论》津津有味。而我看了多年的李泽厚著作，重新读起来，也给了我诸多不同的启示。从形而下层面，则回到金融，读股市技术操作方面的图书，读《股票作手回忆录》，这对于我当前的股市投资提供了诸多有用的指导。这些指导能带来实质性的投资收益，或者为避免投资亏损奠定基础。
对金融市场的看法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投资收益。你认同随机漫步理论还是市场有效理论，你投资时的决定就会不一样。你考虑基本面的价值因素，是否还考虑投资群体的心理因素，投资业绩也将不一样。但金融市场的收益原则是二八原则，20％的人赚取80％的收益，如果你对市场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一样，那么你的收益将只有整个收益中的20％。
自从我领悟到，对于一个学术玩票的人或说“学术嫖客”来说，经济学的重要性远不如金融和哲学时，我开始重新拾起索罗斯的著作。我决定在一段时间内用车上、厕上、枕上的业余时间来研读《金融炼金术》。
差不多十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痴迷索罗斯著作和理论，就像我成长阶段痴迷李泽厚一样。这两个同时生于1930年的人，在我的人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未来我将更加强化这两个人在我生命中的地位。以后的财经随笔将更多偏向于“财”和“理”了。
虽然研读《金融炼金术》的时日不长，但我用我的一知半解来看近来的中国股票市场，我竟然觉得一目了然。近来，中国股市为何会大跌呢？
在四年的熊市中，诸多所谓为众多股民说话的经济学家和证券业内人士，通过媒体给市场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中国股市不能发新股，发新股就会暴跌。这样的言论确实影响了中国证券监管层的决策，同时在众多中小投资者心中深入人心。
这次暴跌源于中行A股上市的消息，这个触发点的心理因素就是新股发行会令市场暴跌，一旦暴跌就印证了这种预测的正确，加上新股发行节奏加快已经股改后的“非”转“正”，使更多人受新股暴跌心理的影响，强化了这种错误的观念对市场的作用。恰恰在这轮股市的上涨中，很多中小股民是在一个较高的点位上买进了股票，暴跌以后，他们在恐惧的心理影响下，他们亏钱把便宜的筹码卖出。这些中小股民成了机构投资者的高位接货者和低位的供应者。
这种错误的观念会在一段时间内自我强化，但市场的根本趋势决定了中国股市必定会从这种错误的扭曲中重新上升。如果不能从这种大众错误中超脱出来，便很难成为中国股市中的赢家。在判断中国股市时，要考虑这种大众错误观念对市场的影响力，尽量避开它，而从大众的错误中获得低廉的筹码，从而获得超凡脱俗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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